“我在明史这一段上看过到，”李鑫说道：“足利义满死后，接班的儿子足利义持认为朝贡“有辱”日本国体，于是开始停贡，直到二十年后的宣德年间，足利义持的儿子足利义教即位才恢复。而在这二十年年，倭乱反弹，倭寇入侵中国沿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其实迫于当时明朝政府的强大，真正敢来作乱的日本人并不多，反倒是有很多中国流氓打着倭寇的旗帜趁乱浑水摸鱼，好把自己撇个一干二净。”
这王陵和老皮听得那是大开眼界，他们想不到就连李鑫一个女子都竟然这么精通历史，不由得对这个女人也再次刮目相看起来，李鑫意识到他们把目光开始聚焦到自己身上，连连吐吐舌头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班门弄斧了，还是让老郑接着讲，我只是粗略的看过一点明史。”
“期间有两个日本朝贡团在宁波的血腥火拼，殃及到了当地百姓，令明帝国彻底取缔了日本的勘合贸易，而这就为走私打开了广阔的空间。”郑九五说道：“王直是从走私军火开始起家的，当时的走私天堂双屿岛成为世界贸易中心，明朝官方为了打击走私就用武力摧毁了它，而这反而为王直成为“海盗”之王扫清了道路
根据日本著名学者僧人南浦文之的《铁炮记》所记，这年八月二十五日，几名葡萄牙商人在“大明儒生五峰”的介绍下来到了日本。葡萄牙人给日本人示范了“铁炮”，日本人便购买了几支，所谓的“铁炮”就是明朝当时的火绳枪，彼时性能极为先进，可日本政府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这就是在日本著名的“铁炮传来”的故事，而这位“大明儒生五峰”，正是王直。
此时，中日贸易已经中断，一切商品交流其实都只能被迫“走私”，而且，由于缺乏官方的管理和约束，海道成为自由天地，物流的风险也大大增加，在多重风险的推动下，中日贸易的利润也水涨船高，而且，王直直接贩卖军火，自然更是赚得盆满钵满。钱赚多了，手里又有家伙，这生意自古就是风险越大利润越高，一些在海上活动的流氓们乘机开始出没打劫，而王直也因此开始招兵买马，开始组建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
下海五年之后，王直率2000多人加入了许栋的海上武装集团。徐栋和王直是老乡，盘踞在浙江沿海的双屿岛，明初这里就被当做“国家驱遣弃地”，居民被强行内迁，杳无人烟，正好成为走私天堂。在各路走私商人们的哄抬之下，许栋统治下的双屿成为一个人口众多、设施齐全的贸易枢纽，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藤田丰八甚至将其称为“16世纪的上海”。
嘉靖二十七年，朱纨出任浙江巡抚，他全力搜捕通倭奸民，整顿海防，严禁商民下海，并开始积极筹备军事行动，以压倒性的优势将双屿岛摧毁。而在这之前，岛上的二号人物王直沉着指挥，率领余部逃出双屿，成为新的领袖。而明帝国则痛苦地发现，一个更为难以对付的对手诞生了。
“逃出双屿岛的王直在海上收拢余部，他将双屿许栋的历年积累的财富几乎全部带走，率领手下在日本长崎的五岛列岛建立了根据地，据日本史学家估计，这应该是受到了当地领主松浦隆信的邀请，以便与王直共同拓展海外贸易。”郑九五如是说道，“但是王直是个颇有心计的人，在日本逐渐站稳脚跟之后，王直转变了战略，积极向祖国大明帝国靠拢，协助官军攻击别的海上武装集团，一可搞好政府公关，二可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王直主动向朝廷要求当海上“联防队”，为政府承担艰难的“抗倭”重任。此时，王直已经成为东海上的“大哥大”，他的“五峰旗号”则是大海上的通行证，海盗们不敢行劫，官军们也一度并不刁难，行动自由，他的权力和声势在彼时达到了巅峰，资本主义发达的明朝几乎全部进出海的生意都被王直一人垄断，从南海到渤海，明朝漫长的海岸线上到处活动着五峰旗的走私商船和满载火炮的武装海盗船。”
但是，好景不长，朝廷绝不允许“卧榻之侧”还有个“鼾睡”的“他人”。于是，嘉靖三十二年，俞大猷等“驱舟师数千”围攻沥港，在官军的猛烈攻势下，王直再度率部突围，逃往日本。在日本淞浦津，王直宣布称王建制，先是自称“净海王”，后改称“徽王”，“服色旌旗拟王者，部署官属，咸有封号，控制要害，三十六岛之夷，皆听指挥”。
“称王之后的王直财富已经达到了可以敌国的地步，同时他的人马也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此时的王直开始复仇，他率军反攻大明，经常是千艘巨舰纵横往来，顺着国境线上下巡航如入无人之境。无奈之下，明帝国将捉拿王直的赏格提升到了惊人的高价码：“有能主设奇谋，生擒王直者，封伯，予万金。”至此，王直成为整个历史上赏格最高的“海盗”之一，也一举奠定了他在世界海盗史上的地位。比起同期的加勒比海盗以及北欧海盗，无论是装备还是规模，又或者是控制力，他们与王直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在一个档次，要知道彼时的他可以凭借一人之力在海上抗衡最巅峰的大明王朝！
郑九五道：“而这位旷世的大海盗在民间的口碑却又好得很，令明帝国相当尴尬的是，这位“倭寇”在民间“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主要是因为他赚得多也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