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略一沉吟，“此事有何难哉？”说着，低声对司马南一番交待，司马南则频频点头。呼伦又说道，“明日吾离三辅，八月前必归。秋曹乃秋臣后人，不过一介武夫，勇有余而谋不足。吾东下之后，汝当按计行事。刘庄效秦皇，施暴政，必不容三辅有乱，则秋曹此贼必被下狱死！”
第二日，佛陀便启程东下，奔向二千里外的楚国。司马瑞带着数十名门客和信徒，亲自将佛陀送到潼津渡，乘船东下。司马瑞是个虔诚的佛徒，他在潼津渡（注：即今风陵渡）租了一条船，小心翼翼地送佛陀乘船顺着河水（注：即黄河）东下彭城。
送走佛陀后，司马瑞一行便返回三辅，途中在别部营地借宿一晚。当晚，司马瑞拜见了别部假司马班超。身为三辅名流，名贯关中的“大善人”，司马瑞莅临，班超晚上在大帐内举宴款待了他。华松避进别帐，三位军侯相倍。或许在司马瑞眼中，根本就没把一个区区假司马放在眼里。他虽坐客位，彬彬有礼，但身份尊崇的他，言谈之间还是不经意间流露出些许居高临下之态。
第二天黎明之前，便早早离去。待司马瑞离去后，华松从旁边的大帐内走出，两人站在帐前，望着远去的尘烟淡淡地道，“仲升，做好准备，进入三辅的时候快到了！”
班超道，“大人放心，右扶风召唤一到，超即刻提兵入隗里！”
二人说得轻松，其实此刻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司马南谋反在即，这几日他躲在司马庄园中，并未到位于雍城的雍营或位于隗里县的护羌校尉府。司马氏庄园如铁桶一般，秋曹打入的人员都被一一查出杀害。此刻，司马南在庄园干什么，朝廷是一无所知，秋曹、窦戈、权鱼三人在茂陵邑，却也只能严密监视庄园和浮屠，一无进展。
毗湿博奴佛陀在司马浮屠开坛讲经的日子里，信众最多达数万人，盛况空前。毗湿博奴每日高居坛上，讲经释法，道行高深，故而秋曹、窦戈、权鱼三人均判断这个佛陀是佛门中人，他们把监视的重点放在查找呼衍历身上。司隶校尉华松与杨仁一直呆在太华山军营操控一切，华松也支持右扶风秋曹的判断。
但侍中杨仁对呼衍历消失在三辅却并不在意，他敏锐地感觉到这个佛陀有问题。两个主帅发生了争议，班超插不上嘴，也不敢掺和。本来，前方大将出现如此重大的分歧，应该由皇帝来裁决。但是由于时间紧急，杨仁力排众议，决定亲自追踪、查明这个佛陀的来历。
杨仁有皇帝赐予的决断权，紧急时刻，他开始行使他的特权，一边严令秋曹、窦戈、权鱼防范三辅有变，一边亲自给皇上写了密奏，他告诉汉明帝，“陛下，臣判断毗湿博奴佛陀可能正是北匈奴‘国师’呼伦。请陛下除江革职，治其罪，并密令其经齐地返回楚国，助臣证实佛陀身份！”
杨仁令驿吏送出密奏的同时，自己已经租了一条船，只带着四名侍中庐郎官从潼津渡出发，顺河水（注：黄河）而下，追赶佛陀去了。
也只有紧急时刻、亲近大臣，才敢用这样口气与皇帝说话，杨仁先斩后奏，其奏章仅是禀报，没有一丝商量的口气。果然，非常时刻，汉明帝迅速做出反应。仅仅几日后，皇帝的密诏便送到太华山军营。诏书中说，“朕以为杨仁所言有理，已革除司空长史江革之职，并削其爵，令还齐地故郡自省。令司隶校尉华松，坐阵华阴，以杨侍中密信为号，除恶务尽，荡涤尘埃！”
华松阅完奏章，一边递给班超，一边感叹道，“杨大人此计甚妙，老夫谋不及也。只是可惜了‘江巨孝’大人，又要受一番委屈了！”
原来，这个江革可不是普通人，在朝野德高望重，素有“江巨孝”美誉！
江革字次翁，是齐国临淄人。他阿翁早丧，一直与阿母相依为命。适逢更始之变，天下大乱，义军揭杆并起。当时还是少年的江革常常背着母亲逃难，颠沛流离，经常以采拾野果奉养阿母。曾多次遇到义军，欲逼其从军。每次江革都涕泣求哀，言有老母年长，需要供养。
江革的孝心感动了红巾军，他们非但放了他，还不忍惊吓到他的阿母，并告诉江革，如何才能逃避兵祸。江革就是靠着一颗孝心，才与阿母在乱世中得以保全。后来，江革背着阿母来到楚国的下邳县，穷困潦倒，常常赤着脚，以给人当仆佣供养老母。
建武末年，江革才与老母回归故郡临淄乡里。每岁案比（注：每年各县官吏要按律进行验查登记户口，民户每人均须亲身到场，故称案比），因阿母年迈，不能摇动，江革都是自己挽车送母亲到县衙接受主吏验视，从不用牛马，因而被当时乡人誉为“江巨孝”。临淄太守感其孝，曾经派人带着礼物召其为吏，但江革以阿母年迈而拒绝了太守的好意。
后来，老母年迈而亡，江革悲痛欲绝，曾一度悲哀过度，有过轻重念头。他在阿母冢前结庐，居忧三年期满，仍不忍除去丧服，欲继续为母守墓。临淄郡守不得不派遣府丞带着掾吏，到其母墓前强制令他脱下孝服，结束居忧，并请其入太守府为吏。
永平初年，他被临淄郡举为孝廉，开始入朝为官。他先被拜为郎官，后补为楚国太仆（注：掌舆马、马政、制兵器、主织绶）。在楚王宫中，太仆位高权重，是重臣。但仅仅月余，江革便挂绶自劾而去。楚王刘英大惊，立即派宾相颜忠急驰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