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蹄踢踏，战马嘶鸣。李曜终于将河东大军从抢夺盐车的混乱中稳定下来，亲自领兵追击向南。
行了二十余里，忽闻前方，有隐约的战鼓喊杀之声传来，刚一举马鞭，示意全军暂停。便听见身边的憨娃儿一指前方：“军使，快看前面！”
憨娃儿目力极佳，已经看出前方大致情形，但李曜却无这般目力，只是问：“前方如何？”
李嗣昭微微眯起眼睛，忽然惊喜得帮憨娃儿答道：“正阳，我等来得正是时候，朱温的王旗大纛倒了！”
李曜目中精光一现：“好！史国宝不愧是先锋之将！”他忽然马鞭一扬：“传令，战兵全甲，即刻前进，荡平汴贼！”
众将刚刚在解州城南被李曜训斥，此番都摩拳擦掌要展现一下威风，轰然应命。李嗣昭也急道：“正阳……副都统，末将请命出击！”
李曜露出笑容：“此番乃是全力出击，自然少不得要仰仗九兄武威。”
李嗣昭大喜，猛一抱拳：“多谢副都统成全！”
于是大军略做休整，辅兵帮战兵穿好战甲，为战马装上轻装，大军立刻向前方杀去。
说到战马的装备，特别是沙陀骑兵的装备，就不得不对唐代骑兵的发展和变化作一说明。
中国古代自十六国至隋代，一直以“甲骑具装”即人马都披铠甲的重骑兵为军队的主力，至唐初却一变为以人披铠甲，马不披甲的轻骑兵为主力，个中原因何在，一般认为，隋末农民大起义和随之而来的世族门阀的衰落是甲骑具装衰落的原因，而事实恐怕并非如此。真正的原因，是由于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逐渐发现了甲骑具装的一些重大缺陷——主要是机动性差，以及杀伤兵器的发展和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突厥轻骑兵的影响。
公元7世纪前后，从西亚、北非到东亚，重骑兵都面临轻骑兵的强劲挑战，形成了以轻骑兵压倒重骑兵的普遍趋势。在西亚、北非，阿拉伯轻骑兵击败了波斯和拜占庭的重骑兵，轻骑兵代替重骑兵成为战场上的王牌，在中亚，新兴的突厥王国以轻骑兵击败了柔然的重骑兵，突厥代替柔然成为草原霸主。而在中原，新兴的唐以轻骑兵击败了隋的甲骑具装，轻骑兵代替甲骑具装成为军队的主力。在西亚、北非和中亚，重装骑兵的衰落显然与农民大起义和世族门阀的衰落无关，而主要是与其机动性差有关。
在中原，甲骑具装的衰落也首先是由于其机动性差。沉重的具装铠甲虽然带来了防护力的增强，却减弱了机动性。据考古发现，一件完整的铁具装，约重40至50公斤，特制的重铠可达100公斤。南宋初年，一领铁甲的重量是45至50斤（约，26。86—29。84公斤）。可见，战马驮载的人甲和马具装的重量至少有60—80公斤，最重者可达130公斤。重铠增加了战马的负担，使其难以持久战斗，只有高大健壮而又稳重的马匹才能充当甲骑具装的坐骑，即使是这样的高头大马也只能以小跑、慢跑冲锋。
骑兵是进攻型的兵种，机动性是骑兵作战的基本特点，失去了快速机动能力，就等于改变了这一兵种的性质，就难以体现其优势。早在先秦时期，孙子就提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认为作战时应以正面军队与敌交战，而以侧击、迂回、包围等取胜，很重视机动作战的作用。但由于当时的军队以车兵和步兵混合编成，车兵受道路的限制很大，步兵靠双脚步行，行动速度比较慢，二者的机动性都还很差，这一主张在实践中受到不少限制。只有到西汉时期，以轻骑兵组成的骑兵大集团出现后，这一主张才得到较充分的实践。骑兵大集团的出现使军队由注重力的对抗转变为注重寻找和创造机会，其实质是通过机动、速度来体现军队的战斗力。
魏晋南北朝以降，骑兵发展为人马都披铠甲的甲骑具装，防护力虽然提高了，机动性却降低了。李耀认为机动性、突然性、翼侧突击和冲锋的猛烈性这四项因素是古代骑兵战术的基础。而要真正发挥这些因素的潜在作用还需依仗马匹的高度机动性。后世英国某军事史学家也认为骑兵的“王牌为速度和时间而不是打击力”。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甲骑具装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甲骑具装机动性差，虽然适于正面突击，却不适于实施机动战术，不宜于穿插、迂回，出奇制胜沉重的具装使其战术简单、行动迟缓。
虽然甲骑具装在对付装备简陋的步兵时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在对付机动灵活的轻骑兵和装备精良的步兵时则往往力不从心，甚至处于不利地位。隋军在与突厥作战时“每虑胡骑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舆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这说明隋军的甲骑具装很难单独抵挡突厥轻骑兵机动灵活的进攻，需要与步兵配合作战，方能与之抗衡。这和十字军重骑兵与塞尔柱土耳其轻骑兵作战的情况十分相似。由于行动迅速的塞尔柱轻骑兵经常避开笨重的十字军重骑兵的正面进攻而迂回其侧翼和背后，十字军发展了一种步骑协同的战术，即以步兵弓箭手组成牢固的掩护屏障，骑兵在其后，当骑兵要发起冲锋时，步兵则让开通路，以二者的协同来与塞尔柱轻骑兵对抗。隋义宁元年（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西取关中。九月，隋将“桑显和率骁果精骑数千人”，夜袭唐军，唐军初战不利，“诸军多已奔退”。此时，率部众随唐军出征的西突厥特勤史大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