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国柱那个让地方官自己想办法确保城池的命令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接到这个命令后，各府县就知道江宁已经无力支援他们。上次郑成功攻入长江的时候，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时郎廷佐不但无法支援周围的府县，反倒把他们所有的兵力都抽调去江宁，结果就是四府、十数个州县向张煌言投降，根本没有进行丝毫的抵抗。
这次蒋国柱不希望重演大半年前的那一幕，所以尝试分散兵力驻守各个府城，赌邓名不愿意分散兵力。可惜朱国治的自行其事导致江南绿营的机动兵力损失大半，形势和郑成功、张煌言那次并无大的不同。
只是上次的府县虽然在郑成功退兵后又集体反正回清廷一边，地方上的一把手还是尽数遭到了革职，现在清廷对这种墙头草也不放心。现在邓名遇到的都是才刚刚上任知府、知县，他们知道如果旗帜鲜明的投降，那就像在明军走后也会惨遭罢官——不少知县寒窗十年，好不容易才考上进士、同进士，在故乡父老的羡慕目光中才走马上任不到一年，怎么肯甘心就此被革职还乡呢？
当然，若是邓名一定要逼他们投降，有一些知县可能还是会和前任一样反正，毕竟革职总比掉脑袋强。不过幸好邓名并无这种打算，他同样不想重蹈张煌言的覆辙。
“清廷的政策其实颇有荒谬之处，他们为了堵住官员临阵脱逃这条路，规定丢城就是死罪，但是投降再反正回去却只是革职，因为他们不愿意那些投降我们的官员横下一条心顽抗到底。也就是说，清廷的思路就是尽最大努力保住土地，并赦免那些不抵抗清廷进攻的地方官。”邓名对手下谈起北京的实用主义政策时，也是感慨良多：“当面对无法抵抗的强大敌人时，清廷的地方官一般只有两条路，拼命抵抗、最后自杀为子孙谋个萌官；或是干脆投降，然后见风使舵保住一条命。针对清廷这种僵硬的政策，我觉得我军目前的政策是最有效的，和我军达成交易的地方官，最差的结果就是和那些投降再反正的官员一样，受到一个革职处分；而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甚至可以保住官职。”
任堂上次跟随张煌言进入池州、安庆等地时，也曾为地方官望风而降感到高兴，当时觉得形势一片大好，中兴大业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完成。可经历了上次的大起大落后，现在任堂变得成熟许多，不再追求地方官易帜，反而坚决支持邓名的策略——这当然也是因为受到了邓名的影响：“正如提督所言，这些人能够轻易地投降我们，也就能轻易地反正回去，要是接受了他们的投降，我们还需要安抚地方，需要在地方上派遣官员、驻扎军队以保证我们的法令能够推行，保证朝廷的声誉不受到影响。万一事情有变，这些分散开的官兵就会受到墙头草们的进攻，现在我军始终集结在一起，就没有这个顾虑了，而且也没有任何一座城池敢招惹我们。”
明军沿着长江继续前进，沿途的粮草都是清廷的府县提供。大军所到之处，地方的商贾就夹道欢迎，和明军进行交易，买走他们带来的土特产，同时向明军出售本地的货物。自从出现在长江上以后，明军就垄断了这条黄金水道的贸易，而且这大半年来航运萎缩，两岸的府县都深受其苦，不但很难见到外地的货物，手中的大批土产也无人收购——对这些地方上的缙绅、豪强来说，明军的舰队就是一支规模空前的商队。
更为可喜的是，明军的卖出价相当低廉，甚至比和平时期的商人还要低上那么一点，收购价格也相当之高。不少人都认为邓名这是出于收买人心的目的，故意让利给地方百姓，但他们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以往过往的商人之所以要极力压低收购价，提高卖出价，乃是因为他们沿途要缴纳高昂的税赋，还要忍受衙役、绿营巡江官兵的敲诈勒索——这甚至是官府正税的好几倍之多，因此如果不极力高抛低进，商人根本没有利益可言。而邓名的这支“商队”拥有战舰上百，近万甲士，不但拒不缴纳两江总督衙门的各项税收，也没有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敲诈勒索到“邓氏商队”的头上。
即便算上供养士兵的消耗，邓名的货物运输成本依然只有正经商人的几分之一而已，所以他即便给予沿途百姓优惠价，利润也远高于合法商团，更不用说现在就连养军的成本都是清廷地方官府承担的。
邓名的舰队抵达太平府时，岸上早已经是密密麻麻的百姓，这些望眼欲穿的人看到大明长江舰队的先头船只后，纷纷发出了大声的欢呼。邓名在上游的所作所为已经传遍了大江两岸，太平府周围的百姓几天前就开始向岸边聚集，带来了大批自产的棉布、蚕丝，很快明军的后续货船也跟着抵达，下船后明军就在岸边搭建起一些棚子，收购百姓货物的同时，出售从上游带来的蜜枣、瓷器、茶油。
除了赶集的小地主和百姓外，还有一些人是地方上的缙绅、豪强，这些做大宗买卖的会被明军请到后面，奉上茶水，然后开始针锋相对的讨价还价。
明军在太平府停留了三天后，赶集的人络绎不绝，最后两岸都是人山人海，太平府的知府衙门看得眼热，就派出一些衙役在官道上设卡，征收过往的百姓厘金。太平府的征税行为立刻就反应到价格上，不过明军才对此有所察觉，穆谭就报告有一批缙绅求见。
拜见了大明四川提督后，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