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历史上皇权集中的时候，皇帝绝不会是“垂拱而治”的，而当人们说皇帝“垂拱而治”的时候，那一定是仁善的皇帝遇到了强势的大臣。
事实上，华夏上千年来的政治体制，便是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皇帝虽然理论上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但因为有相权的制衡，实际上无法随心所欲。皇权和相权处于一个紧张而微妙的态势，如果皇帝力压群臣，大权独揽，就如同当年太祖皇帝废除统领百官、总理朝政的宰相，加强皇权，将天下威柄于手中，大小事务必须仰仗皇帝的裁决。看上去千年的相权被彻底打死破灭了，但事实证明，相权是永远不会消除的，没有宰相的政府是万万不行的，一个人能力再出众，也无法胜任整个天下的工作强度。
所以独裁是不可能实现的，辅助君权的相权必然死灰复燃，只不过换了另一个面孔而已。在太宗朱棣的手上，内阁大学士异军突起，被赋予了实际意义上的宰相权力。
从洪武年间充其量只能算是皇帝秘书、参谋、文书的角色，已经跃升为实质上统领百官、参决政事的宰相，到了嘉靖年间，宰相已经对大学生公认的尊称，甚至皇帝都不避讳以“首相”来称呼自己的阁臣。
其对大明政治的影响，绝不是相权失而复得那么简单，因为当皇帝重新塑造出相权时，太祖皇帝苦思冥想，精心设置的分权制度，便根本没办法约束内阁的权力了！
六部的尚书根本不能与大学士抗衡，即使天官有铨选的权力，却也没有几个天官真正敢站起来跟内阁干仗的，这就导致辛辛苦苦集中的权柄反而成全了大学士的强大，其权柄甚至直追宋朝。而大学士们又通过门生和座师的关系，将天下士子、百官牢牢绑在一起，形同政治上的父子关系，他们的真正崛起，就导致原本的皇权受到了挤压，受到了威胁。
等到宣宗开始，他就发觉到内阁的势大了，于是他便赋予太监们权力，让他们帮自己抗衡内阁，内宫之中设置一个司礼监，又赋予司礼监批红的权力，而宫外一个东厂一个锦衣卫，联合夹击。这一个办法是管用的，因为司礼监照阁票批红，是对内阁票拟的谕旨，用朱笔加以最后的判定。这种情况下，内阁之拟票，决于内监之批红，他们不批，最后的奏疏就是不能下达通政司，百官也只能望洋兴叹。
但太监势大，绝对是有害无利，像王振、刘瑾那就不是祸害一家一姓，而是祸国殃民了。鉴于英宗、武宗时期太监权柄过大而造成的祸难，今上嘉靖帝对太监的权力，看管地很严厉。而他本身又是一个极为英察果断的皇帝，他不需要太监干政，坚信自己的权术足以维护权威，于是他一个人开始了漫长的、同群臣斗争的政治生涯，事实上，这么多年他干的不错。
用张璁、桂萼、方献夫之流，利用大礼议，维护了自己的正统地位，斗倒了以杨廷和、杨一清为首、想要制约皇权的前朝老臣，又用夏言、翟銮斗倒了权势如日中天的张璁，再用严嵩斗倒了夏言——又用徐阶、李默来分严嵩的权力。
政治是一场制衡的游戏，嘉靖帝这么多年实行帝王之术的核心就在于利用制衡，削弱权力过大的大学士内阁，当他看到哪个人权力过炽，似乎有威胁皇权的意思的时候，他就会扶持弱者，帮其消灭强者。
所以你以为嘉靖帝二十年不上朝是真的“无为而治”、“垂拱而治”吗？
或者说，你建议皇帝“无为而治”、“垂拱而治”，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让皇帝不要插手内阁，放任相权膨胀，进而真的逼得皇帝“垂拱而治”？
问题不在于徐阶怎么想，而在于皇帝是不是觉得有这个意思。
徐阶心中是极爱这文章的，他摩挲了卷角几次都不忍放下，然而他没有办法，他觉得皇帝看到“垂拱而治”就会有不好的联想。
“……总裁，总裁？”众人都眼巴巴望着他，道：“是否将这卷子，拟定会元？”
徐阶摇了摇头，大家面面相觑，便有人轻声道：“这些文章之中，唯有此一篇高屋建瓴，立论出众，该是魁首。”
徐阶微微颔首道：“的确是好文章，只不过……”
他实在挑不出文章的毛病，但又不能将“垂拱而治”这一句明说出来，便道：“只不过这位考生四书五经题，答得不好，所以要减分。”
众人一看，不由点头道：“果然如此，这四书题义，虽然流畅自然，但也不过是老生常谈。”
唯有张居正不忿，道：“总裁，学生以为四书题义容易回答，而策问却只有晓畅时务、胸中有治国之策的人，才能答得好……”
“卷子还是要交陛下定夺，”徐阶道：“我等不过是暂且排个名次。我看这份卷子，庶几可以在第六名，至于前五的卷子，”
他指着手边几张道：“那就在这五位当点出会元吧。诸位意下如何？”
众考官点点头，又开始审阅这几份卷子来。过了许久。众考官一致确定，那份“有资于后世，曰勤圣学，顾箴警，戒嗜欲”的卷子，从文笔功底和立意思想上，都高出他人。
徐阶就将这卷子青笔一点，放在了前十名的卷子之上。揉一揉酸麻的腰肢，确认整个阅卷过程正式结束了，疲惫的徐阶才对坐在一旁闭目养神的陆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