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年底在成都听到表老劝诫时，我本已动心，但是生性庸散，也就耽搁了。此时表老再劝，自是情真意切。可我一是羞于在人前启齿，又总是记着父亲的忠告，不可与政治扯上关系。
表老该也看出我的为难，勉励道：“慰慈，之前我就劝过你。这几年，其实我自己何尝不是在变。在这乱世，其实是没有独善其身这条路的。”
“当年你刚从美国回来，家里出了乱子，又赶上几路军阀在自贡混战，那世道，就算你想独善其身也是做梦。慰慈，你莫怪我提起你这伤心事，这种事躲也是躲不过去的。”
我默默地点头。表老所说的确也不错，这种事是躲不过的。当今还不比前朝，纵使找到桃源也难避秦了。
“这样吧，慰慈，让你从政总也要你自己情愿，强求不得。不过，去年你可是答应我要好好考虑。你不要嫌我们这儿门面小，民盟的事也需要人手，你这样的实业家能来参与，也是帮衬我们。”
表老身为民国元勋、政坛耋宿，又是多次有恩于我的长辈。他如此三番两次邀我入盟，自是不能再有推辞，我便点头答应。
“慰慈，这也算我对得起你父亲了。另有一事，我说出来，你多留个心。这次毛润公来重庆，我真是佩服他，将来得天下者怕就是他了。”
听到表老说**将得天下，我不禁一愣，问道：“得天下？可现在蒋主席的威望正如日中天，要说选举国家元首，那是肯定高票当选。要说军事上，这个我就更不懂了，可国共间的实力总是几倍悬殊，如何也看不出他们就能得天下了？”
表老摆摆手，双眼望着远方，似是在回想着几天前的往事：“毛润之第一次来这里，我和特生一起去门外迎他。进来一路，他每个工友都握过手去，还嘘寒问暖。那可不是装出来的。我们听过他讲话的。大伙们都说，要是像在美国那样一对一的选举，蒋先生还真说不准不是他的对手。”
“我长话短说吧，大家既然都接受了和平建国和民主宪政的原则，**那边便也会进入政府，咱们这些人也应该和人家接触接触。”
我缓缓地点头答道：“这几年我倒也几次想到此事，只是有些犹豫。我们毕竟是资本家，也不知人家是否愿意和我们打交道。”
“这可不然。人家对你们这些实业家还是很在乎的。去年周公便和在渝的实业家谈过几次，前几天毛润公在此又见了几位，还有你们这盐碱业的前辈，天津的李烛尘先生。”
“人家说得还是不错，咱们中国和俄国不同，不是资产阶级太强，而是太弱。就拿你自己说，不是前有军阀相害，后需对付官商和外商？所以说，人家现在要团结民族实业，不是要消灭民族实业。”
说到此处，表老顿了顿，放缓了声调：“慰慈啊，多出来走动，多见些人对你总是有好处。我也这一把年纪了，也照应不了你们多少年了。希望这将来，政治革新，我们这些老朽就不用事事都跳出来喽。”
从特园出来，难得天气放晴，前望嘉陵江上一片秋色已浓。不少木船火轮忙着往长江驶去，想是已开始了光复之旅。忽地想起八年前来重庆，无数船只溯江而上，满载躲避战乱的同胞和抗战的火种。今日返程却能否如表老所期，带去民主和宪政的希望。
想着自己这个从不过问政治，且羞于交际的人，如今却也答应为中国的民主做些事情，脑子里千百思绪旋转，心里一股向外涌着的热流让呼吸都急促了。
这阵兴奋急需与人倾诉，可在这样的事上，却也少有能推心置腹的知己。此时能够明白我心情的怕只有白莎了。想起去找白莎，却是不知道她的地址。虽然同在一城，我却没有问，她也没有说。好在记得琴生说过在生活书店工作，那在民生路上，顺着江边，到临江门再拐进去便是了。
书店的门脸高阔，并排三分，左右是两大扇玻璃橱窗，正中门楣上挂着巨大的生活书店牌匾。进得书店，与店员打听，却说琴生最近身体不适，都是在家里翻译稿子后由白莎送来。
听了这消息，我急着问他们的住处。几个店员却都摇头说是不清楚。看我问得心急，又说是白莎的舅舅，一个年岁稍长的店员便带我去见经理。
办公室在书店二层，临街的玻璃窗半开着，坐在办公桌后的经理看上去不到三十岁的光景。他浓密的黑发梳得一丝不苟，一副金丝眼镜更衬出斯文。
我看那经理面熟，一时却记不起来什么地方见过。迟疑间，他似是先认出了我，站起身，走过来问道：“是自贡的李先生吧？这可有六七年了。以前和白莎去过您那里，还吃过您一顿饭呢。鄙姓邱，您还记着吗？”
经他这么一点，我才想起，这邱经理该是三八年一起和白莎还有几个年轻人在我家“相亲”的。既是熟人，我的心便放下了，忙着道出来意。
他倒没即答我，只是安排着工友上茶，接着便拉起家常。我看他并没有提白莎和琴生的住处，却是像要摆起龙门阵。心中不免诧异，急着把话题拉回：“我本是想来找琴生的，刚听说他病了。能麻烦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