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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们说到乙浑其实就是个傀儡“权臣”。其实通过乙浑的姓氏“乙氏”，也可以推断出乙浑并不是来自鲜卑贵族家庭。在数十年后的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时封的宗室十姓“元（拓跋）、胡、周、长孙、奚、伊、丘、亥、叔孙、车”，以及功臣八姓“穆、陆、贺、刘、楼、于、嵇、尉”中，就完全没有“乙”姓的存在，可见乙浑身后并没有一个庞大的宗族势力作为其成为“权臣”的政治资本。
翻看《魏书》，乙浑也没有单独列传，我们在烟波浩渺的史料里也找不到乙浑做出过什么政绩，有过什么彪炳史册的功劳。我们只能找出文成帝拓跋浚众多小老婆中有个“乙氏”，而乙浑也有可能是因为这层关系才被皇帝选中，并来到中央任职的。
就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乙浑”，居然在史书中成了祸国殃民的“权臣”，实在让人匪夷所思。那么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按照刑侦学“谁得利最大，谁的嫌疑也就最大”的推论来说，拓跋浚死后，北魏帝国的大权最终被冯太后所掌控来看，冯太后是笑到最后的人，于是真相慢慢浮出水面，冯太后很有可能就是操纵465－466年北魏政坛变动的幕后黑手。而我们的可怜的乙浑同志，在历史上的作用，也就是“抛砖引玉”，让我们的主角冯太后闪亮登场而已。
遍观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其实可以大体分为三类：1、弱势政治势力对强势政治势力的斗争，我们通常称之为“革命”，因为弱势政治势力要想“反噬”强大的对手，就必须发动地覆天翻、血流成河的暴动，乱中求胜，乱而取之。如果弱势政治势力只是想在“体制内”平稳获得权力，那无疑是痴人说梦。前面章节介绍的“盖吴起义”就符合这种模式，我们不妨称这种模式为“盖吴模式”。2、实力相当的政治势力间的角力，我们通常看到的是角力结束后的大规模“肃反”运动，因为各个势力都有大量拥趸，在一方势力获得胜利后，必须大杀四方，以巩固自己集团的地位。我们以前介绍的“小惟皇后”的故事就属于这类情形，小惟皇后为了巩固权力，杀了数十个部落酋长，把当时拓跋鲜卑的“鹰派”势力扫荡殆尽（参见“女国使的疯狂”）。我们可以把这种模式称为“小惟模式”。3、强势政治势力对弱势政治势力的斗争，我们可以把目光再往前看到西晋“八王之乱”的始作俑者贾南风贾皇后那里（参见番外篇“八王之乱”）。当年贾南风就是假借楚王司马玮之手，清洗了司马亮、卫瓘等一批朝廷重臣，然后再以“拨乱反正”的姿态扑杀司马玮，从而掌控了帝国的权力。我们则可以把这种模式称为“南风模式”。
乙浑在465年“擅权”之时是多么的风光，连陆丽都杀得，可是在一年后却像一只“小鸡”一样被冯太后捏死。乙浑死后，北魏政坛并未掀起腥风血雨，而是在冯太后主持下迅速步入正轨，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乙浑是一个政治派系的首脑，在他死后北魏政坛必定掀起一场大规模“肃反”运动（小惟模式），就像拓跋浚上台时绵延了大半年的“杀戮”时刻一样，冯太后必然会对“乙浑派”大开杀戒。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北魏政坛除了“乙浑伏诛”以外，一片风平浪静。
结合政治斗争三个模式的分析不难看出，乙浑“擅权杀人”以及后来的冯太后“密定大计”诛杀乙浑，和“南风模式”是如此相像。由此不难得出结论：乙浑并不是“权臣”，他只不过是“真正权力”的走狗而已，而这个“真正权力”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冯太后本人。
让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公元465年的那个夏天，拓跋浚死后，由于新皇幼弱，北魏朝堂对于帝国未来政治运作模式无疑会产生两种分歧，一是“太后垂帘”，二是“大臣辅政”，而众多大臣们必然分为“保皇派”、“太后派”和“中立派”。以陆丽为代表的一帮旧臣当然是坚定的“保皇派”，应该是希望延续当年拓跋浚上台时“大臣辅政”的模式，让太后退居二线，和皇帝一起做橡皮图章，当新皇帝拓跋弘成年之后再归政于他，重新演绎一遍拓跋浚2.0版。
可惜今非昔比，冯太后可不是当年的常太后，这个为政治而生的女人在10年前就为自己在帝国的权利进行了布局，如今怎能让到手的权利被他人所攫取？可是，冯太后的对立面全都是像陆丽那样的有功于社稷的股肱大臣，如果自己走向前台，对他们痛下杀手，必然引起政坛动荡，人心浮动，万一被有野心的阴谋家利用，岂不是顾此失彼？于是，乙浑这个“权臣”自然被冯太后推上前台，通过给予乙浑这个没有任何政治根基的“小人物”巨大的权力，转移众人的注意力，把自己和“保皇派”的矛盾转化为乙浑和“保皇派”的矛盾，再通过乙浑之手，把自己潜在的政敌全部清洗干净。试想，如果没有冯太后在后面撑腰，乙浑如何敢杀戮众多大臣？当然，最后当乙浑把“保皇派”杀得七七八八，而成为众矢之的时，冯太后再以“仲裁者”的身份入场，轻松杀掉乙浑以平息众人的怨气。史书记载冯太后“密定大计”云云完全是为尊者粉饰太平而已，乙浑其实就是冯太后的一枚“弃子”，杀掉他还要劳神定密计吗？
而杀掉乙浑平息众人怒气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