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莱，明军登镇大营。
身着二品飞鱼服的锦衣卫指挥使骆思恭，坐在主位上，慢慢喝了一口茶，眼睛一挑，用余光瞟着登镇总兵沈有容。
本来锦衣卫指挥使是正三品，但领了圣上密旨出京时，朱由校给他擢升一级，以与登莱巡抚品级同列。
在明朝，总兵官是镇守地方的最高军事长官，改变了练兵将领不指挥作战，指挥作战的将领不管练兵的问题，有利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形成事权专一的局面。
但皇帝担心总兵称霸一方、拥兵自重，便又往下派员，称为巡抚，参与军队管理，削弱总兵官的权力。
由于有重文抑武的朝廷宗旨在，总兵也在巡抚之下，受其节制。
换句话说，登镇总兵沈有容要受登莱巡抚陶朗先指挥。没有内阁副署的圣旨，没有兵部勘核，沈有容脸色变幻，尽管已是遵旨而行，但还很有些忐忑。
说到沈有容，已经是六十三岁高龄，与骆思恭倒是差不多。
别看沈有容在历史上并不算出名，但他从二十二岁武试中举后，便投身军伍，有着四十余年的征战生涯。
沈有容参加过应援朝鲜之战，在辽东宁成伯李成梁手下讨伐过叶赫部叛乱，在蓟镇戚少保手下打过朵颜，在东沙擒杀过倭寇，在澎湖吓退过荷兰佬……
泰昌元年（1620），辽东后金国进犯加剧，于是明廷设置了山东副总兵，驻登州，统领水师，以为陆上策应。
沈有容因为以往功勋，“为当世名公所知”，被任命为登镇总兵、都督佥事，“登莱遂为重镇”。
天启元年（1621），沈阳、辽阳相继陷落，后金占领了辽东半岛及部分沿海岛屿，对明朝造成了严重威胁。
辽东经略熊廷弼从全局出发，提出了“三方布置之策”，第二条就是“以登莱渡海为奇兵”，并推荐陶朗先为登莱巡抚，驻登州。
要说登莱巡抚陶朗先，也是个有本事儿的官员。
万历四十一年调任登州府知府，他奏请开海禁，运辽东粮食接济。建书院、置军田，招募开垦岛田7000亩，积谷30万石。考绩列第一，升山东按察副使。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攻占沈阳，明朝军队当年从海道运粮救援。他负责海运粮食，两年间输辽180万石，比陆运节省经费500万金。
天启元年（1621年），辽东被努尔哈赤全部占领。他又从海运道上追回20万石饷粮。
当时，从海道逃难到登州的人不计其数，陶朗先按口授田，将强悍者编入军队，使社会秩序稳定如常。
朝廷议定三方布置之策后，从通（原北京通县）、津（即天津）、登莱（指登州、莱州）、朝鲜三个方向进取辽东，命他坐镇登莱作准备。
陶朗先积极配合实施，将追回的粮食用于造船，置备兵器。现在的登镇已有兵员三万、良马近万匹、艨舰两千艘、甲仗无数。
朱由校看过陶朗先的履历资料，觉得比王化贞强得太多。如果他能接旨行事，那是最好。
如果陶朗先拒接，那就只能先拿下，以后再择机重用。
而沈有容接任登镇总兵后，与陶朗先相处得不错，置兵经武都得到陶朗先的大力支持。从心里讲，他希望陶朗先能接旨，他也好做。
皇上绕过内阁下中旨，程序固然不对，可派出锦衣卫指挥使这个分量的官员，可见皇上的决绝，拒接圣旨的后果可想而知。
当然，不管陶朗先态度如何，沈有容已经按照圣旨指示，传下了将令，整个登镇兵马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跨海行动。
这就是当时文官和武将的区别，文官重风骨，也是死脑筋，不仅动不动就来个“臣不敢奉诏”，还以怂皇帝为乐。
怂得皇帝越生气越好，骂得越凶越棒，最好挨一顿廷杖，马上就士林赞誉、全国闻名，这廷杖挨得，美！
呵呵，挨上一顿屁股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把这当成扬名立万、流传千古的好机会。这样的心态，也是没谁了。
最有意思的是嘉靖帝时，因为大礼仪之争，皇帝一次廷杖了一百多人。
嘿，你猜怎么着，事后出一名单，人数比实际上挨打的多不少啊，怎么个情况？
原来，很多人借此把亲朋好友的名字都添进去了。被皇帝打屁股，光宗耀祖啊。
正因为如此，明朝好几个皇帝对这般臭不要脸的文官也是无可奈何。
有时候，被骂得很惨也只能自我安慰：这丫的是故意的，想骗廷杖出大名，老子偏不打你，不让你如愿以偿。
没错，想挨打也不是那么容易滴。
所以，皇帝恨得牙根痒，还得忍气吞声。揍你一顿出气吧，反倒是有被戏耍的郁闷。
于是，明朝中后期的奇葩皇帝就比较多了。
正德皇帝彻底放飞了自我，嘉靖帝走上了漫漫的凡人修仙路，万历是惹不起还躲不起，俺当个死肥宅还不行？
要照朱由校的想法，这些皇帝都特么是被文官集团给逼的、给气的，在狂喷之下没得精神病已经算是没脸没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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