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中期以后，江南在全国经济地位变得举足轻重，清承明制，在经济上对江南地区的信赖，比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现在的南明政府，对于江南的财赋却并不是那么迫切。银钱，有海贸出口；粮食，有湄河两省及老光复区的供应。大江以南尽皆收复，瓷器、茶叶、丝绸、棉纺等海贸物资便更加丰富，数量更大，创利更丰。
所以，朱永兴要改弦更张，并不以过重的税粮来支撑国战，而是减赋以抒养民力，还要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以工商税收来弥补。
这样做的初衷是好的，但朱永兴也有担心之处。首先是减赋，对于江南的大小地主来说，他们会相应酌减，让实惠落到普通百姓头上吗？再就是工商税。在打通出海口，开展商贸后，朱永兴便开始实施新的商税政策，完全摒弃了明朝原来的三十分之一的标准。
其实呢，商税从表面上看是增加了不少，但却少了运输、销售中的随意盘剥和压榨。而这种情况，却是明朝中后期最为常见的事情。官商勾结，亦官亦商，商人托庇于官僚，这孝敬、分润岂不比现在要缴纳的商税更多？
国家都快亡了，某些“正人君子”还在那里嚷嚷“减税，减税”，只要制定的政策稍微触动了他们的利益，都换来他们象疯狗一样谩骂。减税要是百姓受益也好，可却都进了他们的腰包。现在呢，商税提高了，却少了很多蝇营苟苟。商人的实际负担也不算重，税收更是都入了国库。
果然，说到商税，在座的很多人脸色有了变化，有的在思索盘算。有的张嘴似乎想辩解一二。
“别的不说，便是在座诸公，在鞑虏统治之下，这商税或许未增，但路卡盘剥、官员敲诈的事情还少了？”朱永兴的表情越来越严肃，一股威压的气势随着凌厉的眼神开始散发。“可在孤治下，胆敢贪腐的官员，绝不宽恕。高皇帝剥皮揎草或过于酷烈，然流放抄家，斩首示众。孤就无此铁腕惩腐治贪吗？”
仁厚之后亦有雷霆手段啊！众人细细思之，都是心中了然。若只是宽仁，岷殿下如何走到今天这步？那些军将又如何肯投靠效忠？光复江南，那些清朝官员，劫掠的溃兵，那可是杀得人头滚滚，绝不宽贷啊！
今天这番话，朱永兴相信很快便会流传开去。再说还有邸报刊发自己的言论。而且这也只是个预防针，让那些士绅商人有个心理准备。一旦地方官员到任，开始实施新的政治、经济政策。他是不会有所牵就的。他就不相信了，嘴皮子能干过枪杆子。
清廷打压士绅，他也要打压。但他不会用文字狱，而是有着名正言顺的理由。比如那些家中有直系亲属仕清的，便可降革；有犯罪事实，亦可抄家问罪。既然满清能以强势的国家机器使江南士绅阶层噤若寒蝉。朱永兴也不会只为了一个仁厚的虚名便对他们客气。
在明朝，缙绅集团走向腐朽的同时完成了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转变。这个集团在最高层影响皇权。在官场中清除异己，在各地搜刮民脂民膏——势力所及之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不成体统，实施的政策也越来越背离帝国公开宣称的儒家道德。
“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不私”，少数人的英勇义烈也无法掩盖缙绅集团的整体表现。而朝廷给予缙绅的优厚待遇和特权，并没有使他们感恩戴德，忠心为国。反而变本加厉，拖赖并少纳赋粮、脱避差徭是司空见惯；大肆兼并﹑侵占他人土地﹐接纳投献投靠﹐收受他人诡寄田粮、差役﹐包揽拖欠税赋亦是平常；更有缙绅凭借威势﹐横行乡里﹐凌虐欺压百姓。
“孤已经召见了两批缙绅贤达，颇有些人向孤提议减赋，以彰皇明爱民恤民之德。”朱永兴淡淡地笑着，可有些人看起来却象是在冷笑，“以为孤王好欺乎？以为孤不知江浙重赋重在漕运，而非田赋否？江浙田赋，从科则或征收银额看，在长江各省中算过重吗？如再与单位面积产量比，恐怕比其他地区还轻吧？如今漕运何在？难道还有人要运粮至北京通州，以解鞑虏之急？”
“殿下所言甚是。”钱谦益抹干眼泪，附和着说道：“有些士绅便是欲欺殿下，只闻殿下仁厚之名，却不知殿下英明神武，神授天眷，无所不通。漕粮一是原额科则重，二是加征耗米重。此外还有各种附加，以及州县征漕的浮收勒折，是以江浙向称重赋，却与正赋无关。”
“没错，江南重赋的症结便在于此，切不可混淆不清。”朱永兴赞赏地点了点头，这钱谦益的帮腔更加详细，更有说服力，看那些士绅还如何哭穷？他娘x的，满清以奏销案、哭庙案为由，大肆搜刮聚敛，狠狠打击地主士绅时，他们可敢抗命，还不是又乖又老实。
“殿下亲民爱民，然要使恩德沐于百姓，却要提防那些贪婪之辈辜负朝廷恩典，苛索加派，使百姓依受赋重之苦。”钱谦益已经豁出去了，得罪人便得罪，自己已经一把年纪了，只要岷殿下高兴就好。
朱永兴轻轻点了点头，政府再有蠲免，直接受益的不过是那些自耕农和地主，而租种土地的佃户是否获益，还要看地主的举动。政府免，地主加，这沉重的负担依然要底层民众承担。
不过，现在不是交代清楚的时候。辜负圣恩，贪婪苛民，这也是一项罪名。等到自己大位已定，更要以法律条例限定租额，既保障能爱善而少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