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日子，虽然小妮时常来看我，但我依然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
我没有工作，我也不想去找工作，所以我用不着上班。我什么也不会干，因此我也就没有了收入。好在我有些积蓄，日子也尽可对付得过去。
我记得我的中学老师曾经告诉过我，说人生在世，总会想做点什么，或者想要点什么；但我从来就不知道自己想做点什么，或者想要点什么。我就是这样懵懵懂懂地活着，用我那位中学时代的老师的话来说，我是没有了人生的目标。
在那些日子里，我一直是一个非常无聊的男人。因为无聊，所以无聊，非常无聊。那时我对世界上的事物都没什么兴趣，当然没有兴趣也就没有了动力。记得有一次和小妮一起聊天，她说起每个人一生中最想做的一件事，我说我今生都没有什么想做的。的确，那就是我那个时候的真实想法。
我的生活就这样过一天是一天。那段时间我常象哲学家一样思考，所谓人生、存在全被我思考得也无聊起来。那时我基本上同别的人合不来﹙当然，小妮除外﹚，我觉得这个时代的人都太虚伪、太混蛋。当然我自己也和别人一样虚伪，一样混蛋。因此我基本上同自己也合不来。
有一位名人曾说，如果你不能改变世界，你就只能改变自己。而我的问题是，我既无力改变世界，也改变不了自己。我之所以还留在这个世界上，决不是因为什么好死不如赖活着，而是属于一种无奈。生存不是我真正出自本能，或者发自内心的选择。
那时，我基本是一个彻底无聊的人，但小妮并没有嫌弃我，她说为了她的姐姐，她愿意陪我将无聊进行到底。
小妮有时候也会说，我一直这样也不是个办法，是不是该找点事情做做？
我觉得小妮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我就找了一件事情来做。接下来的那段时间，我就忙了起来。虽然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忙些什么，但我就是很忙。
我有一本厚厚的通讯录，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每天，我都要按通讯录上的名字和号码打一大堆的电话。第一个接电话的人一听，马上换了一副亲热非凡的腔调，说你这家伙总算冒出来了，听说你移民到加拿大去了，怎么走的时候也不打个招呼。我说我没有移民，一直在本地。那人哦了一声，说可能他记错了。当我说出我的意思时，他说我们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以前只是经常一起去泡女孩子，其他方面的事情他并不清楚，我们认识是一个叫谁谁的人介绍的，我的事情那个叫谁谁的人可能知道。
我打电话给那个谁谁时，那个谁谁和第一个人大同小异，他说我们是另一个谁谁介绍的。再打电话另一个谁谁又说了另另一个谁谁，一连串的谁谁之后，最后一个谁谁竟然又把事情交到了第一个接电话的人身上。
每拨通一个电话，我都会让接电话的人先猜猜我是谁。有时候接电话的人一下就听出了是我，会问我有什么事？这时我就说没什么事，就是想打个电话。要是对方有空，我们就天南海北地胡吹海侃一通。要是对方忙着，我就说回头再打。有时候接电话的人没听出是我，在我固执地要他猜时，他会不耐烦地说声“无聊”，然后“啪”地一声挂断电话。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人不知道是我，当我让他猜猜时他不但不猜，反而一个劲地追问我到底是谁。就这样我们在电话里相持了足足半个多小时，他孜孜不倦地问，我则坚持要他猜，最后问得我都觉得无聊了，还是我主动挂了电话。还有一次，我打通了一个电话，打通后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公司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孩子，她问我找那一位？我说就找你。她问我是那一位？我说你猜猜。后来也不知她把我当成了谁，她竟抱着电话不放，一个劲地对我倾诉起来。她说她非常失意，老天对她不公，世人有眼无珠。她说她的最大愿望是做一歌星，她问我有没有这方面的熟人？能不能介绍她认识？然后为了证明她的实力，她非要坚持在电话里唱给我听听。她一支接一支地唱，直到我答应为她找一个人包装才算作罢。
我一天的许多时间都是在打电话中度过的，渐渐地我就有些乐此不疲了。
到了后来，接我电话的人都开始躲我了。有的人一听到我的声音，就说现在正忙，让我十分钟以后再打，但再打时就永远无人接听了。有的人干脆就自己不承认是自己，自己说自己不在。也有的人故意装傻，非问我是谁，我自然说我就是我罗。还有的人一声不吭就把电话挂了。还有一个人总是学电信局电脑讲话的声音说，您的电话欠费，暂时不能使用，请尽快去办理交费手续。
但打电话成了我生活的一部份，不管人家如何，反正我每天照打不误。
每每碰到这个时候，小妮要么坐在一边玩她的手机，对我充耳不闻。要么双手支腮，静静地看着，就当是看我独自表演的一场独幕话剧。
其实我心里明白，美国人小妮远涉重洋来到广州，决不是为了看我表演的。只是她不说，我也就不问。
我们都清楚，我们之间的纽带是阿妹。因为阿妹，我和小妮才会相识。但现在，阿妹又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禁忌，我们都小心翼翼地生怕触动到这个话题。但我们也都知道，无论如何，阿妹这个话题都是跨不过去的，迟早都要被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