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与李自成，是崇祯年间，兴起的两支最大的流民武装，李自成在西安开国建立大顺，而张献忠则在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于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
大西政权建立后，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命“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
大西政权颁行《通天历》，设钱局铸“大顺通宝”，开科取士，任为郡县各官，对于四川从政治、经济上进行管理，以具备国家形式，从流贼转变为了割据政权。
大西建立之后，便宣布“赦免边境三年租赋”，大西军亦号令森严，不许“擅自招兵”，“擅受民词”，“擅取本土妇女为妻”，违者正法，可见大西军的军纪远比一些明朝军阀要好上许多。
在大西军中，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马七步三”，主力部队“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介马有付，去来如风，一日夜踔数百里”。每到一处，在所缴获战的利品中，最看重的就是骡马，其他均不在意。
由此可见，大西军的战力也十分不凡，这也是王彦急欲联络张献忠的原因之一。
任何一个政权在建立之初，多是一副兴兴向荣之态，大西政权建立之初，同样也是如此。
后世民间常常听到张献忠屠川的传闻，但在作者看来，这与一个新兴政权该有的朝气不符，基本不可相信。
中国有写史、修史的传统，但大多数都是当朝修前朝，其中水分十足。
在作者看来，自唐太宗开了个不好的头之后，所谓的正史便不能全信，太宗只是为自己说好话，让后人觉得江山是他打的，李建成、李元吉还要害他，他发动玄武门之变，也是情非得已，但后世的统治者，却不只是改一点点，等到清朝，史书就基本没法看了。
清廷修四库全书，是为了什么？便是将天下间，所有对满清不利的东西，统统删除，统统改写，张献中只是一个背锅之人而已。
雍正四年，大学士查嗣庭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出题目“维民所止”，源出于《诗经·商倾·玄鸟》。
大意是说，国家广阔土地，都是百姓所栖息、居住的，有爱民之意。
这个题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规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雍正听说后，觉得“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这岂不是要杀自己的头吗？
雍正见此那还得了，连忙让人把查嗣庭抓来，直接腰斩，族人全部被流放。
另一间事情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平定回部叛乱，乾隆摆酒庆功，一汉官见清兵大败回部，有感而发，吟诗道“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帐中宴请，本来气氛热烈，听他吟了这两句，顿时就冷了下来，乾隆脸色更是差到极点。
不教胡马度阴山，大清不就是胡马吗？
那汉臣这才反应过来，连忙跪下，将官帽放到一旁，直磕得额头破裂，血流满面，才得免。
幸亏这诗不是他所写，不然也得死，然而他即便不死，也被消极为民，永不录用。
乾隆在位时，清廷已经统治中华将近百年之久，但清廷统治者还是这般模样，那清初之时，篡改史实，也就一点也不稀奇。
此外还有“清风不识字”之类，数不胜数，满清文字狱如此之盛，容不得半点对清廷不利之言，他们写出来的史书能信吗？
以前传的很凶的七杀碑，“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没有找到，如今张献忠的圣谕碑却被挖了出来，七杀碑也以确信为谣传，实为“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其实只要认真想想，张献忠这样的人物，能傻到屠川吗？他从湖广转进四川为啥？取成就帝业的根基啊，他能傻到屠川？
张献忠战死于顺治三年底，而清兵在顺治十六年才攻下渝州，此外刘文秀亦数次经略四川，也就是说在张献忠死后的十三年里，南明还在于清兵在四川作战，如果张献忠屠川，那清兵就只能和鬼魂打仗了。
大明朝时，四川人口过千万，到顺治十九年，人口只剩九万多人，大西军有没有杀人？肯定杀了，农民军的特性，便肯定要杀地主，杀勋贵，这点可以参考本朝，但说屠川，那便是无稽之谈。
大西兵一百二十个营，二十多万众，得多少百姓才能养，算算便知。
张献忠于崇祯十七年底建立大西，如今已是隆武二年六月，他经营蜀地已经将近两年，蜀地基本大定。
四川乃是天府之国，汉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蜀汉得此而鼎足，张献忠得了此地，自然要再次进取，他首要的目标，便是北面的汉中，所以他对手下之人言：“三国以来，汉中原属四川，今吾定都于川，不取汉中，难免他人得陇望蜀乎？闻闯王遣马爌守汉中，爌庸才耳，若不早取，他日易以能人，则难图也。”
弘光元年，六月间，张献忠便派遣大军北上，攻打汉中，可惜为当时投降清廷的贺珍击败。
严起恒举着使者节杖，出现在剑阁时，张献忠正在梓潼，于是连忙让人将其带来。
汉时张骞持节杖出使西域，苏武拿着节杖牧羊，让的代表汉使的节杖，深入西域诸国人心，此后凡见节杖，诸国便知汉使到来，无不拜伏。
西域诸国，北面的匈奴，看见手持节杖了过去，将节杖视作权利的象征。
此后汉逐匈奴于漠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