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从戏院出来，心中不禁一阵感叹，这与他在开平境内处理土客械斗之时，简直是两个极端。
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民，为了争夺生活所需的一点土地和资源，不惜以命相搏，而生活在广州城内的士绅商贾，却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
大明朝因为太祖皇帝的出身，对于商贾之事不太看重，加之元末经济的破坏，使国朝没有意识到商贾的作用，而在商税上采取了三十而取一的轻税制。
这种情况，一直到万历年间，才有所改变，朝廷开始重新提高商税比例，但国朝的税赋中，农税却依然占到七成五，而盐税占一成，剩下的皇庄等乱七八糟的收入则占半成，而商税却依然只占不到一成。
偌大一个朝廷，几乎全部靠着田赋来运转，如此国朝的子民中，最为贫困的普通百姓，却承担了国家七成五以上的赋税，而商贾与士大夫阶层勾结之后，却只承担了不到一成的朝廷税赋，这与宋时商税最高达朝廷税收的七成正好反之，所以国朝士绅与商贾简直富得流油。
戏院中，挥金如土的士绅、商贾，让王彦心生感叹，他为北伐的经费苦恼不已之时，士绅、商贾的财富却多到可以金银投地，全不在乎。
此时王彦到没什么打击士绅豪贾之意，相反他还认为士绅、豪贾乃是朝廷的重要依靠。
《宋论》之中有“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之语。《黄书》中有言“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就是从小教导王彦的族兄王夫之，也曾言，他视损富济贫为，犹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毙矣。
对此，王彦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不会无端打击富户，但如今国朝危在旦夕，士绅与商贾，却要承担他们因该担起的责任。
此时王彦已经有了改革税制的想法，但他却也知道，推行行起来，必然会遇到强大的阻力。
因为本朝官商勾结之厉害，可谓是空前，只要皇帝想要收商税，那全天下舆论，都会跳出来反对。什么与民争利，什么横征暴敛，都会成为士绅抗税的借口。\u000b万历年间，皇帝派遣内侍到东南征收丝绸布匹税，结果也是征到哪里，哪里便发生暴乱。
此时的天南，虽然没有东林党这种代表士绅商贾的利益的大势力，但粤地商人与本地的士绅大族，甚至官员之间，关系也是盘根错节。
王彦思虑再三之后，决定先不触动士绅与商贾的现有利益，并不改变税率，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打击偷税漏税之举，并且将税目逐渐完善起来。
当然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并非王彦一人能够完成，也需要一个好的契机，才能不引起士绅和商贾的反弹。
王彦回到国公府，依然为银钱而烦恼，许嫣嫣所献的一万两白银，对他来说只能算是杯水车薪，而正在这时，朝廷的催他出征的诏书又至。
原来在王彦将一百万两白银解押到福京之后，使得在财政上受制于郑芝龙的皇帝，突然宽裕起来。
隆武将这一百万两白银，二十万两留作朝廷远转，三十万两拨给江西督师万元吉，让他挡住江西清军，剩下五十万两则全部拨给，国姓爷郑成功，命他募兵出仙霞关，进取江南。
隆武帝重拾雄心，首先对他解押税银入裤之举大家赞赏，就连压了多日，一直未曾批复的《定粤请练府兵疏》也被批准，而后就是诏命王彦，配合郑成功出兵江南，即刻北上，发动攻伐荆州、武昌的战役。
皇帝有命，王彦不得不从，但紧靠三十万两存银，就想打下湖北，却又显然不太可能，他光采购粮草物资，怕就要将银钱花完。
一时间，王彦不禁一筹莫展，但正在这时，从江南南下的胡为宗，却为他带来了银钱。
扬州富甲天下，王彦撤离时，曾秘密将扬州府库的存银，以及当初士绅的捐献，合计三百万两白银，埋藏在西城外高坡之下，以备将来北伐时充作军费。
八月间，王彦曾亲自北上，冒险去取，但那时李成栋正奉清廷之命，重铸扬州城，使他取银的计划失败。
王彦在离开福京时，又再次让胡为宗去扬州取银，没想到这次居然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将银两取了回来。
三百万两白银，胡为宗留下一百万两发展天地会，剩下两百万两，全部运来广州，顿时便解了王彦的燃眉之急。
大喜之下的王彦，随与胡为宗相谈，才知天地会与从南京逃出的锦衣卫合并，又招收了不少江湖好手，已经在江南各地建立分舵，而他们与侯方域建立联系之后，也打探了不少清廷内部的消息。
王彦随将侯方域之事转告给李香君，其闻之后，不禁立马泪流满面，而对于侯方域从洪承畴身边搜集来的情报，王彦观看之后，心中却一阵沉重。
这时他已经理解隆武帝，急于让他出兵的急迫心情。
剃发令虽然残暴无比，但清廷却用他将忠于汉室的士民分辨出来，而后通通杀害，解决了许多隐患，使清廷占据的地区逐渐稳定下来。
如此一来，有骨气的忠臣义士全部身死，剩下的就是逆来顺受的顺民，这时清廷在减免田赋，稍微施舍一点恩惠，过不了几年，就会彻底统治江南。
王彦从胡为宗带来的情报中，看出了这一点，也看到了江南抗清已经进入一个低谷，所以明白明军必须有所行动，出兵刻不容缓。
于是，王彦让胡为宗留下一名得力骨干，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