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神学院，除了教授天主教义之外，也有一些自然科学，其中之人多是耶稣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
王彦随着柏应理，在神学院内参观一日，觉得十分新奇，他发现西夷重于对事物的规律和本质的探索，而中华则善于总结经验，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别。
不过王彦细想之下，其实中华也有类似的思想，《礼记·大学》中便有，“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之言，只是自明以来重八股，加之理学思想被歪曲，才丢掉了许多原来的东西。
神学院中，西夷在算学，航海方面的成绩，以及柏应理描绘的西方诸夷于海上争霸，四处开海吞地之事，让王彦感到惊讶，而最让他惊奇的则是西夷所绘制的一副万国图，此图与万历年间，西儒利玛窦所绘《坤舆万国全图》，有很大不同。
在《坤舆万国全图》中，大明居世界中央，而眼前这幅图，大明却在地图一角，这令随行的陈邦彦等人时分不快，但王彦却不知怎么的，却看得入神了。
他心中没有陈邦彦等人的愤怒，反而生起一股强大的危机之感，于是他提出想将眼前的万国图，带回广州，柏应理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一日看下来，王彦不得不承认，经过神学院培养出来的传教士，每一个都是难得的人才，几乎个个都涉猎铸炮、航海、算学、水利等方面的知识。
相比之下，大明的书院，却只教授四书五经，对于杂学都很少涉猎，而教导出来的士子，也多是只能写文章，却既不懂农政、水利，也不懂管理地方的偏才。
在朝廷运作之中，这些考上进士，得以做官的士人，往往要在地方上摸爬滚打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学会如何治理国家。
对于国家大事，如治河，兴修水利，筑城，工部的官员也要进过摸索，才能胜任，其中对时间与资源的浪费可想而知。
王彦看见神学院中，除了教授神学的课程之外，其他七成都是杂学，心里有些惊讶，但又不得不承认，如果大明的各级书院中，也开设诸如算术，农政，水利，铸炮等等杂学，那培养出来的士人，必然比只会文章诗词的士人，要强上太多。
其实中华在很久以前，也并非只重诗书经注，早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时，孔圣人因材施教，弟子百人，士农工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但如今却唯重士人，而古时六艺，今时也唯重书而已。
王彦在看完神学院之后，心中不禁一阵感叹，他惊叹西夷成就之时，也发现中华原本也有这些思想，只是后来逐步被舍弃了。
自国变以来，王彦心中一直都在思考，堂堂华夏，为何却被撮尔小族击败？
在面对两都沦丧，朝廷屡战屡败的情况之时，任何大明的士人都会反思，都会问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大明不是天·朝上国吗？为什么如今败得这么惨？
王彦曾想过，这是因为百姓不知华夏，可汉唐之时，百姓也同样如此，却为何能威震夷狄？
想来问题就只能出现在朝廷和士大夫阶层上了。
因为我们丢掉了许多好的思想和精神，所以变成现在的模样。
柏应理说，西方经历了长达数百年，黑暗无比的中世纪后，十字军从阿拉伯世界，带回来大量古希腊、古罗马的典籍，使西方发生文艺复兴。
他们从那些已经消失的文明中，寻找到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先贤的光辉思想，使中世纪的西方走向光明。
王彦在面对堂堂大明，汉民万万却打不过区区二十万满夷的屈辱现实时，不得不使他开始思变，不得不使他想到，重拾汉唐的尚武，重拾宋时的开阔，博大。
王彦想从重拾中华曾经的精神，从“民贵君轻”中减民疾苦，收拾人心，从“选贤任能”中提拔人才，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中，重拾尚武，不觉间，“变法”二字，浮现在王彦心头。
王彦想要改革税制，开财源，收商税，减农税。想要改革书院，加入杂学，想要提身武将地位，做到文武并举，但事情却不会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实现。
自古改革必有新旧之争，激进保守之争，王彦真要改变，每一样都会遭受传统势力的反击，不说别的，就说让书院教授杂学，他便会被士林骂死。
这时，王彦心中虽有想法，但肯定不可能立马实施，但他却决定慢慢的做些改变。
离开神学院时，王彦许诺，允许耶稣会在广东传教，但希望柏应理能为他推荐一批人才，他需要再广州，将铸炮坊从新建立起来，而且他准备将军中的武院正式化，除了教授兵书战策之外，对于火器，步战，骑战，后勤，都进行一定的教导。
柏应理立马应下王彦的要求，并写信给远在福建传教的艾儒略，让他到广州帮助王彦建立铸炮坊，并在广东发展基督教。
次日，王彦领着人马，带着从葡萄牙人处购买的一百门火炮赶回广州，便立马将火炮交给施琅。
这些火炮与大明自行建造的火炮相比，确实精良一些，这源自于西夷精益求精的态度。
施琅命人将大炮装上三艘福船，当然此福船无法与郑和下西洋的福船相比，要小上几号不止。
“轰隆～”“轰隆～”的炮声响起，施琅高兴的谓王彦道：“国公大人，此西夷火炮，射程远，而且在精度上，也比自铸火炮要强上许多。在大海上，战船迎风破浪，在航行中很难被击中，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