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就来到了崇祯四年的六月。
这几个月，大明和后金各自都发生了些事。
先说大明，第一件事就是在江南大热的毛衣，终于在北地也不鲜见了。
其实毛衣才在江南行销的时候，京师、大同、鲁东等富庶地方也能偶尔见到，晋南的蒲解两州更多一些，但因为售价并不便宜，北方民众能买得起的不多，只在豪门富户中小范围流传，没有形成规模。
然而元宵过后，毛衣开始降价跳水，从原来平均四钱银子一件的价格，降到了三钱银子。
别看只少了一钱，可从比例上那就是降了二成五，一下子比棉衣便宜了不少，普罗大众咬咬牙也能买得起了，整个帝国，只要有毛衣卖的地方，都出现了抢购风潮。
哪怕即将入春，天要热了，也没有影响这股热潮，即便一时穿不上，也可以为今年冬天做准备，谁知道再过半年会不会又涨回去呢。
豪门富户一开始有些不满，毛衣一降价，就显不出他们的身份了，不过很快薄毛衣就出现了，这些薄毛衣除了编织得更精美，式样更多变，重要的是价格更高，而且因为薄，春秋两季穿上正合适，满足了这些人能长时间装x的需求，虽然卖的不如普通毛衣那么火爆，但给涿鹿商社带来的利润，可是一点不少。
薄毛衣刚卖了一波，毛布以及用毛布裁剪的衣服又出现了。
与棉麻丝绸不同的是，毛布不但保暖更好，还耐磨损，价格虽然不便宜，但是好用耐用，让贫苦人家觉得更划算。
另一方面，毛布用火斗烫过之后，异常挺括，衣型能保持很长时间，穿出去倍儿有面子，不像棉麻丝绸，一不留神就皱的没法看，这一特点又让富贵人家特别看重。
而且厚薄不同的毛布，也让其除了在最热的三伏天派不上用场外，其余季节都能穿着，这些毛布颜色也多，价格各异，如此一来，不论贫贱富贵，都能根据自己的财力和需求，置办上一套甚至几套毛布服饰。
贫困人家可以买最便宜最薄的布，自己回家剪裁，富贵的自然可以根据不同季节购买厚薄不同的布匹或是成衣，如此一来，毛布及其成衣卖得甚至比毛衣还要火爆，帝国上下都以穿上毛布衣服为荣，一时蔚为风气。
第二件事则涉及代王朱鼎渭。
去岁秋后，这个代王不听人劝，硬是半强迫地让佃农种了上万亩的什么番薯土豆，不少人等着看他笑话，北地就没听说过一年两种的事儿，何况这玩意儿之前谁也不知道。
结果自然让人大跌眼镜，短短几个月的工夫，年前朱鼎渭就从地里收获了上千万斤的粮食，随后顺其自然的，提供种子的涿鹿商社出名了。（严格来说控制种子的是工会，不过对外都以商社统称）
除了宣大一带在耿总督、贺知州的大力推动下广泛种植外，晋西晋南的大户们，在代王这么高产量的刺激下，都找上了涿鹿商社的门，就连三边总督杨鹤，还有蓟辽总督孙承宗，也派人前来接洽。
工会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良机，凡是富户，都是实打实的出了钱粮，才拉着种子走的，就此大赚了一笔。
对杨总督倒是网开了一面，只要他允诺与宣大一般，收粮后替商社催收种子费即可，有耿总督做中间人，倒也信得过。
六月是红薯土豆上半年收获的季节，从各地反馈回来的情况看，都不出意外地获得了丰收，杨总督还亲自写了两封信，一给耿如杞，一给商社，千言万语，无非就是感激红薯土豆拉了危急中的他一把。
杨鹤此人，官至兵部侍郎后，两年前晋位三边总督，督抚陕甘宁等地，此人对流匪手段怀柔，主张以抚为主，原本的历史上因为缺乏钱粮安置流匪，流匪们降而复叛，招抚失败后被崇祯下狱问罪至死。
现如今流贼主力还有最著名的那些头子，已经在涿鹿山一役中被灭殆尽，但只要陕、甘等地旱情不缓，闹事的人就不会少，一直苦于无物可抚的杨总督，终于因为红薯土豆这两种不但耐旱，还高产的粮食出现，而大大的缓了口气，只要再有一到两季的丰收，他有信心完全平息陕甘一带的民变。
至于蓟辽总督孙承宗，最后却是熄了种红薯土豆的念头，他在辽东奉行的是辽人守辽土，修建坞堡，步步推进的战略，崇祯四年刚进入正月，他就在大凌河开始抢筑城墙。
为了以战养战，就得在辽东种地，若是普通粮食也就罢了，金人一来回城据守，那些粮食产量不高，没了也不心疼，但红薯土豆就不同了，这么多的粮食在野外，凭明军的野战能力，肯定保不住，那就成资敌了。
说回朱鼎渭，别人都是大丰收，可他却是近乎绝收。
没有完全绝收，那是因为涿鹿商社在年前赊给他的二十万斤种子好歹有四百万斤的收获，要不然，代王爷可是一鼓作气把年前收获的粮食都给种了下去，颗粒无收的情况下，不仅颜面大失，还要损失惨重。
消息一传出来，种了红薯土豆的人尽皆哗然，这才知道涿鹿商社之前碎碎念叨告诫的，种子需找他们购买一事不是虚言恫吓，而是玩真的，之后一些贪小便宜之人，年后私下找农户买粮做种，现今同样一无所获的事儿也印证了这一事实。
这一下富户大贾也好，平民百姓也罢，凡是还想种红薯土豆的，都乖乖拉着粮食来涿鹿山换种子，保安州一时道路为之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