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天，朱大明没有再接见大臣商议政务，除了批阅司礼监递进来的折子之外，难得地有了一些闲暇，可以陪一陪后宫的皇后和两位妃子。
如今的内阁，只有三位阁臣，关于裁撤蓟辽总督府，同时设立直隶总督府，并由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兼任直隶总督的圣旨下发后，孙承宗先是赶往通州查看并安排直隶总督衙门的驻地等事宜，然后又赶往山海关，坐镇指挥蓟辽总督府的裁撤和搬迁，忙的是不可开交，根本没有时间来见皇帝议事。
另一位阁臣李国鐠则全力以赴在处理阉党案，会同新任刑部尚书乔允升、督察院左都御史李标以及大理寺正卿刘宗周，根据锦衣卫、东厂侦办和抄没的证据，按照皇帝的意思议定阉党人员的名单，为他们划分等级，并议定罪名。
这个事情可不是小事，历史上直到崇祯三年，阉党案才算是尘埃落定，而且还没有完全清理干净，致使阉党与东林的党争一直持续到明朝的灭亡。
历史上没清理干净是因为崇祯皇帝还是不够狠辣，抄家抄得不及时，没有抄到多少有用的东西，全靠负责查办阉党案的大臣自己找线索找证据。
这次当然不能这样，锦衣卫、东厂的抄家搜证很有效，而且也不全重视证据，有证据的看证据，没证据的看御史言官的弹劾，看朝野上下的检举，总之无论京官还是地方官，在朝的，致仕的，甚至削籍为民在野的，只要是阉党就一定遭清算。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人中有不少当年投靠阉党也是不得已，这话说起来是没错，但是该抄家还得抄家。
这些人中有内阁首辅，有尚书侍郎，有勋贵世家，都是家资豪富的大地主、大商人、大宅门，抄他们的家不仅政治上正确，而且经济上也非常划算。
倒不是说朱大明非要与这些人过不去，实在是朱大明找不到其他更加名正言顺、大义凛然而且快捷高效的来钱渠道了。
俗话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对于干渴到要死的朝廷财政，有阉党这个近水，又何必非要去寻找远水呢。
财政充裕了对谁都有好处，比如说九边及京营的欠饷问题，虽然没有全部解决，但至少大大缓解了，士卒因为吃不上饭而流失、逃亡甚至哗变的风险大大降低了。
即便是内廷之中，后妃们的日子也可以过得不那么紧巴了，太监宫女们有了赏赐，脸上也有了笑容，整个皇宫大内之中都轻松和谐了许多。另外就是官员的俸禄，也不需要再打折扣了。
虽说不少官员都是世代官宦之家出身，本身就是大地主或者大商人，根本不靠俸禄生活，但总有一些出身贫寒的清官，要靠本就微薄的俸禄生活，如果一个朝廷连官员的俸禄都不能足额发放的话，你又怎么能够要求这些官员洁身自好履职尽责呢？既要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吃草，短期或许可以，但长期肯定不行。
当一个官员不贪污受贿，就无法生存的时候，那么贪污受贿就是必然的了。明末的政治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根源于朝廷的财政危机。朱大明对这一点看得是很清楚的，所以不管有多少官员上书反对抄家，都不可能动摇他尽快捞钱的决心。
朱大明当然不是在为自己捞钱，他是为了缓解朝廷的财政危机而捞钱。
大明朝在编有品的官员其实并不算多，文武百官的总数大概维持在十五万左右，而官员的俸禄也已经低到了可怜的程度，每人每年从六十两到二百二十两不等，比如说漕运总督，与六部尚书同级，都是正二品，然而一年的俸禄银子，也只有区区一百八十两而已。所以能够拿到二百二十两的官员，只是极少数，平均下来，大概每名官员每年的俸禄银子只有区区一百两左右。
可是即便如此，一年的官员俸禄，若是足额发放，朝廷也需要支出一千五百万两银子，而大明后期户部的财政收入，每年也就收上来六七百万两银子而已。
再想想天文数字一样的军费开支，还有将近十万光拿俸禄不干活的宗室子弟，朝廷的财政收入完全处于入不敷出的崩溃边缘。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面对大明朝廷这种财政状况，想要在短时间内有所改善，除了抄贪官的家，朱大明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
最近几天，朱大明就在酝酿着要再抄一个大户。这个大户就是封地位于洛阳的福王。从血缘上说，这个福王算是他的叔叔。但是他对这个福王当然是一点感情也没有。历史上的崇祯也是同样，只不过碍于儒家纲常，没有下手收拾福王罢了。
当然了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或者说冠冕堂皇的理由，朱大明也不能轻易对福王朱常洵动手。
朱常洵是万历皇帝最为宠爱的皇子，因为他的亲生母亲是万历皇帝最为宠爱的郑贵妃。而朱由校、朱由检兄弟的父亲光宗朱常洛，虽然是万历皇帝的长子，但却是万历皇帝偶尔临幸宫女，宫女怀孕生下来的。
从出生之日起，朱常洛就没有得到过万历皇帝一点的关爱。但是这个朱常洛却很争气，不仅熬过了宫廷之中的各种阴谋陷阱而成功长大，而且温文尔雅、一表人才，受到朝廷大臣的一致赞赏。
皇帝不喜欢，但大臣们喜欢。于是在册封太子的问题上，皇帝与朝臣们就走向了对立，一斗就是几十年，最后在朝廷百官的压力下，不得已册封朱常洛为太子，但在郑贵妃、朱常洵及其亲信的鼓动下，万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