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体制不可变(1/2)

天正二年{1577}新春的庆典非常宏大，持续了很长时间，各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表达对新时代的向往，对新领袖的拥护，令京都附近地带的人气和经济状况大为提升。

平手氏作为“天下人”的姿态展露无疑。

下一步，构建新城的事情似乎就要纳入议程。

两年前在琵琶湖南岸修筑，供二代目居住的“濑田城”，当时是为了监督京都和掌控南近江膏粱之地，这也是一次难得积累经验的有益体验。

目前看来，岸和田城尽管历经两次扩张，体量规模仍然不足。作为一个管领、探题的居城倒是够了，却已无法再更上一层楼。

先天性的轮郭在那放着，不可能无限的扩张，而且区位因素是非常关键的。

岸和田城距离界町有超过了十公里的路程，轻车简从要不了多少时间，但如果是运送物资，或者大队人马移动，就不免耽误功夫。

以扶桑列国在十六世纪的社会发展程度，完全用不着考虑拥堵挤塞的问题，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显然是弊大于利的。许多商家——比如天王寺屋这种与平手氏关系紧密的“皇商”，不得不额外在岸和田城设一个大型的分店，专门派一个重量级的亲族番头坐镇，时刻保持联络。同时界町奉行所的成员也时常要两边跑来跑去，早请示晚汇报。

大家普遍觉得，直接拆了旧城，北移十公里构筑新都，然后直接把界町包含在城下町的范围之内，这样是最好的。既能充分展示威仪，又利于日后的统治需要。

平手汎秀没有立即决定，而是钦点了一门众平手季胤，让他与建材矿物商人长谷川宗仁，以及著名土木专家安井道顿一道筹划方案，还煞有介事地让竹中重治来测算凶吉风水，天时地利。

极少数亲信能看出来，主公大人对筑新城一事没有那么热心，似乎还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疑虑。

人们认为本多正信、前田玄以似乎看出了疑虑何在，但都不说。

只有细川藤孝在私底下讨论诗歌时，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岸和田城向北半日是界町，界町向北半日是石山，海岸中多少烟雨忧愁”。

这话虽然很怪，有心之人还是能听出一些东西的。

于是细川藤孝在文人墨客小范围中得到一个“口风不严”的评价，但同时，大家都认为他一定也进入了平手家的心腹重臣圈子。

不然怎么能道破如此机密之事？难不成是自己猜测的？

……

直到三月底四月初，平手汎秀依然在近畿活动，忙着处理人情世故和政务事项，也算忙里偷闲，放个春假了。

二代目义光倒似乎十分喜欢上战场的感觉，早早带队前往丹波，继续严肃认真地啃硬骨头。

没料到这被认为是骨头的山猴子们，居然让人磕掉了几颗牙。

事情是这样的：首先是八上城波多野家的庶子秀香，派人密约，说自己对守城感到悲观，愿意带领一部分“识时务”的国人众，临阵倒戈，开门迎接“王师”。

恰好副将小西行长受了轻伤不在阵中，平手义光姑且相信了他的说辞，命丹波降将川胜继氏、并河易家及直属部下户田尊次、加藤清正前往接应，便中了诈降之计，遭遇埋伏，损兵折将。

幸好，有几家丹波国人众，一道参与了诈降，却没有被告知实情，到场才发现自己成了牺牲品，勃然大怒，乱刀砍死了波多野秀香，当真倒戈相向，他们承受了最猛烈的进攻，少数没死的则理所当然成为死硬分子。

加之井伊秀直行事细致谨慎，中途做了应对准备，没有致使溃败，伤亡数止于一千之内。

可惜气势已经衰了。

平手义光吸取教训，做出反思，稍稍回撤到八木城休整，决定两个月后，先从地理条件稍好，敌人又更弱一些的丹后入手，以取得包夹合围的优势。

若是能吸引丹波国人走出山林到平原作战当然更好不过。

同时，伊予国北部的详细检地和整体的大略估算都完成了。

北部原河野家的领地，共十七万六千石，包括免税的寺社领三万石，交给木下秀长管理。其中四千石属于私领。他收录了十二岁的河野通直作为养子，并且留用半数的家臣，在保持集权的情况下又充分兼顾了当地人的情绪，因此得到许可。

西园寺公广得到一郡之地，六万石安堵，能够以外样身份侍奉平手家。其实他并没有特别出众的履历也没有特别恭顺的表现，未被攻灭实属幸运，令人不解。汎秀只说“文武双全，人才难得”，众人听不懂，也不敢问。

其他在南边和东边，还有约十一二万未经检地处理的区域，已经在两年前交给长宗我部元亲“代管”来作奖赏，暂时没有拿回来的意思。

平手家现在的运行模式就是，各地的“国代”拥有地方事务上的权限，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私领，旗下土豪地侍仅仅是他们的与力，而非家臣。平手秀益、河田长亲、岩成友通、中村一氏都管理了二十万石以上的地盘，但知行都不超过两万石。

木下秀长目前只有四千，短期内就算再怎么立功受赏，也难以追上几位前辈的了。

这有些类似于东国流行的“寄子寄亲制”，能快速将领地收编并形成战斗力，问题就在于，各地代官由于私人知行不足，无论从威望还是从物资上讲，都不具备独自策划大型合战的能力，无法自行扩张，多面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