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颐玹正襟危坐，说道：“朱老，目下国内局势危如累卵，依您之间，是应该亿兆同心，联合御辱，还是各自为政，互相攻讦？”
“这个……毫无疑问，自然是兄弟齐心，其利断金。”朱邦伟对她的说法，有些迟疑。
“您对于zq当局的所做作为，有何见解？”
“蒋中正此人，虽为一世枭雄，但气魄不够，不够光明磊落。十余年前，他从一个无名之辈，猝然而起，然而他又不够铁腕，他瞻顾太多，不敢放开手脚大干，又忌惮敌手，所以最终不会有什么大作为。”
“比之清廷北洋，又怎样？”
“清廷败在规矩太多，人才匮乏，李鸿章后，无人挑起大梁。但清朝之过人处，在于能毅然退位，非不能不战，然南北开衅，遗外人口实，中华分崩离析，就在刹那之间，这是后世执政者所不能及处。本来《退位诏书》优待皇室，却在民国十三年被驱逐京城，所以酿成了今日满洲之独立，关外不为中国所有，大好河山，顷刻土崩。”朱邦伟说道动情处，目泪纵横。
“朱老，zq当局如此不堪，那延安方面，您认为又如何？”
“延安诸人，我认识的不超过三五过，他们信奉的共产共妻之说，做事过于激进，不够沉稳，非圣贤不能为，而且他们的学说法自西方，究竟能不能救中国，还在未知之天。”
“佛教亦是外来之说，但在中国早为善男信女所膜拜，何来中外之别？倘若不能救国，即便是国内所产之理念，如八股、小脚，又有何用？若能救国，何必纠结东方西方？”郑颐玹明白，只有自己说服朱邦伟，他才会假手以援。
“佛教自汉末初入中土，并未能流传开来。至达摩一苇渡江，别立禅宗，信徒始众；而后六祖发愿，‘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杂糅中土本有之学说，创曹溪一门，才堪为士子信服。佛虽产西土，却早已是东土应有之物。”
“那据您的意思？”
“自东西交通至今，举凡传入之思想数以百计，却都是沧海余漾，难以成事，惟见生灵涂炭，国不成国。洪秀全借西方之宗教，李鸿章援西方之器物，自康有为始，乞之西方之思想，时而改良，时而革命，时而君宪，时而共和，纷纷绕绕，你方唱罢我登场，哪有穷尽的时候。等到北洋被逐，本期望孙逸仙拼凑的三民主义可以消弭战端，可国民政府内部争权夺利，丝毫不逊色于北洋武夫。”朱邦伟叹气道，“时代如是，唯有苟活二字。”
“朱老可知中国之问题渊薮，不在于当政者为谁，而是谁也没有触动中国传统社会之根基。传统社会乃以儒家立国，以有序平静之心态，对待四夷。可当今社会，正乃《天演论》等书所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您在清末也应觉察到，僵死对的机制，虽然均力图维新，可均属徒劳，这属于上层的架子已老。清季以还的变故，均围绕这个上层喋喋不止，却不知中国的未来在于重造一个底层。底层之黎民生计无由解决，任是三皇五帝再世，也无法把全国抟成一股绳。北洋的失败在此，孙逸仙的革命功亏一篑也在此。”
听着郑颐玹的说辞，朱邦伟微微颔首，表示赞许。
“果然时代变了，旧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如今的巾帼真不让须眉。郑小姐的一番话，老朽闻所未闻。依照郑小姐所言，应当怎么变革这个底层，中国才有图强之机？”朱邦伟巴望着眼，如盼甘霖。
“传统的社会，以地主和农民两个对立的阶层为主轴。地主压榨农民的地租，周而复始，农民的劳力都空耗费在田地里。而必须将他们解放出来，释放他们的能量。中国的社会，再不能单纯依靠士大夫，从白话文之流行，朱老应该能够觉察到平民势力的崛起。如同春秋战国之际，始皇顺应潮流，提拔士人，对抗贵族，废除旧制，才有大一统之盛举。今日的局面，同样如是。西洋之能人，皆为平民，而中国之权力，束缚于士大夫之手，虽然中国号称四万万之众，可实际上只是数十万士大夫在与西方较量。孟子曾言：‘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如何让百姓真正视中国为自己之国，才是当政者之必要。延安所做的事情，即是如此。他们将土地分配与农民，把整个平民发动起来，对抗日寇。zq当局徒用武力，不知收民心，用民力，虽百万精锐，而在淞沪一战二十万之日军，溃不成军。延安数万之人，却能在华北与数十万之日军周旋。”
“延安之人，最初之领袖是陈独秀，此人魄力十足，却不知内敛，以致坐败。后来听闻是留学之弱冠少年，纸上谈兵，老夫就知事之不就。未知如今只领袖为何人？”朱邦伟历数延安之领导，不禁问道。
“当下延安之领袖为湘潭******，为杨昌济先生之东床。”
“杨昌济乃民初一大儒，他的佳婿，定然也是人中龙凤，怪不得延安能起死回生，请郑小姐多多讲一些此人的事情。”
显然，郑颐玹已经抓住了朱邦伟的好奇心。
“******，手不释卷，脑子极好，他不同于留洋派照猫画虎学苏俄，而是把西方学说同中国的实际联系起来。譬如他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在农民问题之不决，中日之战，既不能速胜，也不会失败，而是一场持久战，广土众民的中国，最终会把rb拖入无底深渊。这是他写的《论持久战》，和蒋中正高呼的速胜论远远不同。”
朱邦伟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