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把目光转向那些神秘而又如同涂鸦般的符号。 在房间昏黄的灯光下,这些符号的线条时粗时细,像星象图,又像是粗略的地形图;像一些动物抽象的形体,又像是很多人动作的描画,只不过这些动作重叠在了一起,成了混乱的一团。但不管怎样,我无法否认的是,我能感觉到符号里隐藏的力量,一种将人的思想和注意力吸附进去的力量。
廖焕生讲到这里,我不得不认同他的推断,超乎想象又合乎情理。那么我们一直探索的传说中的扶余四术是不是也藏在其中呢?正在我陷入沉思之时,曹队忽然开了口:“焕生,即便你的推论是正确的,你还是不能破解墙上这些文字的内容,关键是无法解释这些符号是怎么跑到那些自杀者身上去的。难道现在还有活下来的大巫,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在自杀者身上留下文字?他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
焕生摇了摇头,依旧眉头紧锁。“我不知道,也许破解了这些文字,我们会有新的线索,但这不是一朝之功,也许一年,也许十年,和破译密码一样,有时还要看运气。但我坚信,小范可能破解了这些文字,或者猜到了其中某些文字意思。”
“为什么你这么肯定?”曹队递了根烟给焕生。
“因为,如果矿难是个意外,那里被夷为平地,一切都被掩埋,就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秘密永远会是个秘密,与外人已经无关。但汤斌文依旧要穷其后半生之力,研究这些碑文的内容,意义何在?如果他是搞古文字研究的专业人员还情有可原,可他是个美术老师,对这些可能一窍不通,我想,当年县里领导安排他去拓印碑文,只是看中他的绘图功底,并非让他去专门研究的,他去了一次,后面就交给小范,只能说明当时他没意识到这些符号的特殊之处。小范被埋在矿井下,即便汤斌文满心懊悔,但常理上他也不会继续研究跟他毫无关系的古文字吧?只能说,他了解到了这些符号的意义,而他了解的不多,很可能都来自于小范。”
廖焕生顿了一下,抬眼看了看我,叹了口气,又接着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直觉非常好的人,但在超自然这件事上,我可能不及老常的十分之一。那时,我忽然想起了老常跟我说起的关于扶余四术的事,干脆放下破解符号的想法,从昨天夜里开始,我就一直在研究这扶余四术是什么,没想到找到了那把钥匙。”
廖焕生指了指堆放在茶几上的一大堆图书,即便一目十行去看,恐怕一天也不可能看完。他告诉我们,研究高句丽文化的学者并不多,估计是韩国将高句丽文化去中国化,准备据为己有,才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有限的研究素材里,几乎找不到关于扶余四术的记载。倒是在四五十年代几本日本学者对东北亚文明的著作中,他找到了一点零星的线索。
日本学者并不知道有扶余四术这回事,他们只是发现高句丽国中的大巫对国君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而大巫并不是由国君任免的,而是一代一代以师徒的关系进行传承。当然,大巫不会只是一个弟子,但在萨满教中这一点做的非常民主,是进行一种类似于科举的秘密考试,选择成绩最好的,再由大巫带领一段时间,在大巫大限将至时,把衣钵传给他。
这种大巫内部的选材考试进行得非常神秘,外人很难了解到具体的内容。但肯定不止是巫术这一项,还包括治国方略,内政思想,排兵布阵,建筑设计等方方面面,是个综合能力的考察。从某种意义上说,高句丽国的大巫掌握着当时最尖端的知识和科技,而且是以某种严密的组织方式服务着朝廷,是政府智囊团的雏形,只不过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看到这些,廖焕生直觉中已经发现,大巫绝不仅仅是东北原始宗教的传承者,其中很多思想都有墨家的影子。民主、技术、传承、开智、堪舆、守城这些神秘和隐晦的内容,似乎正是墨家思想对原始宗教的改良,而墨家的思想中一样尚鬼神,倒是和原始宗教思想并不冲突。
廖焕生又想到,唐代武则天时,高句丽为李绩所灭,但高句丽巫术并没有一并消亡,而是由此转入民间,转入了地下,依旧活跃在广大的农村,慢慢被人称之为萨满教。萨满教的民间化,其实造成了原来巫术中墨家那部分治国理念,军事理念,建筑机关技术慢慢失传了,毕竟对乡土农民而言,温饱是最重要的,治病是最有用的。墨家的东西不能吃不能喝,学来无用。
但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有一点被传承了下来,就是对中原政权的颠覆,孜孜不倦的造反尝试。特别是明清时,萨满教与白莲教、百贯道的融合,形成了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宗教组织,而一直活跃着。直到解放后,向莲教和百贯道才被新中国彻底消灭。
有了这个启示,廖焕生想到,原始的高句丽文献中找不到巫术的详细描述,后来的萨满教或白莲教的文献中,也许会找到些蛛丝马迹。功夫不负有心人,廖焕生在县文化馆找到了一本出版于五十年代的书,书名叫《东北萨满教研究》。薄薄的一本,百十来页,从书上的印刷信息上看只印过500本。
关键是书后还有一个借书记录卡,四十几年的时间,借阅的人不超过十个。廖焕生一眼就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汤斌文。从借阅时间上看,应该是在矿难发生之后。廖焕生不禁一阵欣喜,看来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