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日上朝之时，高宗传出圣旨，定梁山为陵址。袁天罡一听，仰天叹曰：“代唐者，必武昭仪。”他怕将来受牵连，就辞官不做，出外云游去了。
陵址选好后，如何定名，群臣争论不休。有大臣建议：太宗山陵名曰昭陵 ，有昭示帝气之意，陛下陵就定名为承陵，以承接太宗恩泽。长孙无忌奏曰：“梁山位于长安西北，在八卦中属乾位，乾为阳，为天，为帝。长安是陛下今世帝都，梁山自然为陛下万年寿域的天堂帝都，人间、天堂，天地合一，乾坤相合，主定陛下永世为帝王。依臣之见，就定名为乾陵吧！”高宗闻听十分高兴，遂定名为乾陵。长孙无忌哪里知道，袁天罡所言，是说梁山阴气弥漫，不能选作陵址。今定名为乾陵，岂不注定有女人为帝吗？后来的一切发展都应了袁天罡的预言。
传说毕竟是传说。据文献记载，弘道元年高宗死后，但武则天遵照高宗“得还长安，死亦无憾”的遗愿，在关中渭北高原选择了吉地，命吏部尚书韦待价为山陵使，户部郎中韦泰真为将作大匠，动用兵士和民工二十余万人，按照“因山为陵”的葬制，将梁山主峰作为陵冢，在山腰凿洞修建地下玄宫。《新唐书·陈子昂传》载：“山陵穿复必资徒役，率癯弊之众，兴数万之军，调发近畿，督扶稚老，铲山背石，驱以就功。”经过三百多个昼夜的紧张施工，到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八月安葬时，主要工程竣工。埋葬高宗后乾陵营建工程继续进行。
二十二年后，武则天于神龙元年病故。在安葬武则天的问题上，朝廷发生了一番争论，中宗欲满足母后“归陵”的遗愿，大臣严善思极力反对。他说：“尊者先葬，卑者不宜动尊者而后葬入。则天太后卑于天皇大帝，今若开陵合葬，即是以卑动尊，恐惊龙脉。臣闻乾陵玄阙，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今若开陵，必须镌凿。动众加功，为害益深。望於乾陵之旁，更择吉地，别起一陵，既得从葬之仪，又成固本之业。若神道有知，幽途自当通会，若以无知，合之何益。”宽厚仁慈的中宗皇帝，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为了表示孝心，命人挖开乾陵埏道，启开墓门，于神龙二年五月将武则天合葬入乾陵玄宫。从此，乾陵成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一陵葬两帝的陵园。合葬武则天后，中宗、睿宗朝又将二太子、三王、四公主、八大臣等17人陪葬乾陵。因此，乾陵陵园的所有营建工程经历了武则天、中宗至睿宗朝初期才始告全部竣工，历时长达五十七年之久。
乾陵营建时，正值盛唐，国力充盈，陵园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富丽，堪称“历代诸皇陵之冠”。唐初，太宗李世民汲取从古至今，没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的历史教训，从他与长孙皇后的昭陵起，开创了“因山为陵”的葬制，由当时著名的艺术大师阎立德、阎立本兄弟主持设计，陵墓由建筑群与雕刻群相结合，参差布置于有“龙盘凤翥”之势的山峦之上。
在沿着神道参观路上几块偌大的石碑则立于俩侧，上面完整的记载了 这乾陵的前世今生以及对于现代后世的意义所在。
唐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发展、完善了昭陵的形制，陵园仿唐都长安城的格局营建，分为皇城、宫城和外郭城，其南北主轴线长达四点九公里。文献记载，乾陵陵园“周八十里”，原有城垣两重，内城置四门，东曰青龙门，南曰朱雀门，西曰白虎门，北曰玄武门。经考古工作者勘查得知，陵园内城约为正方形，其南北墙各长以前四百五十米，东墙长一千五百八十二米，西墙长一千四百三十八米，总面积约二百三十平方米。城内有献殿、偏房、回廊、阙楼、狄仁杰等六十朝臣像祠堂、下宫等辉煌建筑群多处。“安史之乱”后，乾陵历经一千三百多年的风雨沧桑，乾陵地面的宏丽建筑已荡然无存。
《唐会要》记载，贞元十四年，乾陵修葺时曾造屋三百七十八间。此后，置的一把二十余件精美绝伦的大型石刻群，成为盛唐社会蓬勃发展的真实写照，让人感受到它所体现的盛唐时代精神。
从梁山南二峰的天然双阙起，往北依次对称排列。端立首位的是一对高达八米有余的八棱柱石华表，这是帝王陵墓的标志，其造型昭示着生命长存的理念和古代先民对人类zhi行为的崇拜。接着是一对昂首挺胸、浑圆壮观的石刻翼马，马身两翼雕以卷云纹，似有腾飞之势。翼马之北是1对优美的高浮雕鸵鸟，它乾陵是唐王朝同西域人民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的象征。紧接鸵鸟的是五对配有驭手的石仗马和十对高四米左右的石翁仲（或称直阁将军）。传说翁仲姓阮，是秦朝镇守临洮的大将，威震夷狄。秦始皇树翁仲像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后世的帝王以翁仲石像守卫陵园。
翁仲之北是两通石碑，西边的一通是唐高宗的金字“述圣纪”碑，它是女皇武则天为高宗歌功颂德而立的纪念碑，碑高六米多，宽将近两米。碑文约五千六百余字，武则天亲自撰文，中宗李显书丹，笔画初刻填以金屑，现今个别字的金迹尚在。
东侧一通是武则天的无字碑，通高七点三米，宽二点一米，厚一点四九米，重约九十八点九吨。碑身雕有八条互相缠绕的螭龙，左右两侧各四条。碑身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两侧各线刻高四点一二米的“升龙图”。碑座阳面线刻“狮马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