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学之后我本闲了些时候，这一阵却又忙起来。不单是因我所想的立党之事, 也因母亲又交了一件事给我——或者说是我向母亲讨了一件事做：王孝杰出征大捷, 收复安西四镇, 返京后武将们纷纷因以上书，请复置边军，常以为备，狄仁杰等却以此事扰民费帑，颇有阻挠, 这事在朝上吵了有一二年, 到最后还是依了武臣所言，复立边军, 所需军饷却是一大项。藏库自母亲登基以来便连年有余, 支付本该无忧，然而地官那帮人的惯例, 花钱之前先要叫一遍穷，兼之多是反战的臣子，因此议饷时拖拖拉拉, 没个干脆，又以朝廷前年封禅、去岁筑天枢、今年又修升仙太子庙等十余处古迹为由，郑重上本，请母亲爱惜民力、节约物用。母亲烦他们不过，拟将原定四万的招募数削至二万四千人，我自然是进言劝止的，毕竟四万已是王孝杰等人计算后又经宰相商谈核定之数，若再减少，恐妨边事，顺带着便答应要替朝廷筹措那余下一万六千人的长久军饷。
倒不是我多事，只是诚如阿欢所言，旁人一入了官场，自然有踏踏实实、一步一步上升的法子，如亲王、郡王等宗亲，则按时入朝列班，得听一切大事，亦得遥领刺史、都督等职，有其本职可做，如我这样的，却无为官之本职，不过时不时在御前听一耳朵，参与商议，一无系统，二无资历，倘若不再积极向母亲讨要差使，则从何累积年资？因此有差使固然兢兢业业，无差使时，便要自己创造差使去兢兢业业。这差使接下来我也不心虚，一万六千人的口粮，纵按公粮给用，以十二月，而非上番之月计，一年亦不过十余万石，方今天下清平，米价虽有上下，也不过是数钱至数十钱之间，只要没有大灾荒，就算加上所给之酱菜、盐、布，一年至多三五万贯便足以济用，何况边地还有屯田之策，只消寻个营生，年入有个一二万贯，对母亲和地官便算是有个交代了。于私，一二万贯哪怕是在我这，也不是小数目，然而在一国之计，却是微不足道，去岁大丰，得税钱超百五十万贯，地税在八百万石之上，尚不计租庸调诸色资课勾剥及内廷府库所获，无论自哪一项上设法，或开源，或节流，得出这个数都是轻而易举——实在不行，真由我自己捐上数万贯，敷衍一二年也非难事，横竖我这公主第只供养我一人一身，我于钗环衣饰不大留意，自己日用花销又多在宫内，除却设学堂、资助士子之外没什么大用钱处，攒太多钱帛也没用处。
母亲对此倒是乐见其成，对宰相们道：“长乐虽非大才，素日倒还有些奇思，又不是什么大事，叫她试一试也好。”因命我回去交奏疏条陈，看到底自何处筹措这项钱粮。
而今朝廷筹钱，无非几法：加征税赋——这是万万不可的；鬻官府内廷之货——这法子虽被高祖用过，却有贪利之名声，素为父亲和母亲所不齿；自贸易中抽成，或是劝人“募捐”，又或是自官员薪俸中裁剪——为着一二万贯钱，且又非一时一次的事，却太小题大做。
我的想法，倒是有些类似鬻货，不过要更进一步，设立官营的商户——也即前世所说之国企——经营的类目我也想好了，做奢侈品，第一步则从衣服开始。
之所以从奢侈品入手，一是因而今商业实在是不发达，平民没什么购买力，二是国企中难免有种种贪弊、垄断之□□，若是专卖必须之物，长久以后必然妨碍民生，奢侈品就没有这样烦扰，而且如此便约等于以权贵出钱资助军用，无论是物议上，还是我的良心上都更过得去，三则是因我做奢侈品有天然之利——天下风尚，无不自宫中而始，而我现放着母亲、阿欢、婉儿、阿崔等“模特”在手边，只消请她们将我的东西一用，再去外面一传，绝没有卖不出去的道理。
而从衣服开始，也自有考量：衣裳服色既易于制作保存，更新换代又快，更重要的是，这是时人眼中的“女人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我所记得的为数不多的政治课要点，也是老师曾反复强调过、社会现实也反复验证过的真理。我以为女人们受人欺压，低人一头，不仅仅是单纯出于男人们的打压，亦是因经济基础使然。时下的一切多仰赖农耕，故一家之中，最重丁男，赋税课口，亦是以丁男为主。若我能使女人们出来工作，所获报酬甚至能超出家中男人，则她们的地位提升便是不必言喻的了。
我刻意没先将这主意告诉崔明德和阿欢，只将自己的想法交邸中管事议了一议，都说可行，便命他们参照当初卖长乐椅时的规程写出细章，佐以我所记得的譬如“请陛下赐匾‘大周第一服装品牌’”“以诸尚宫承旨为模特”等经营手段，冯永昌向他认得的行商打探行情及时下经营常法、并推荐可用之商户，几个账房将所需经费、人手及预计之收益都一一算好，宋佛佑查看流程无大弊端，裴兰生写就润色，我再抄了一遍，将这洋洋洒洒一大篇奏疏连同我邸中可用之通书、算的一十二名少年男女的名字，直接呈送到母亲案头。
为防大臣说皇家有鬻货之名，还特地强调此项收入总归地官而非内廷，管理者将是天官选任的品官而非内人，目的主要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以礼法教化为宗旨，指导大周妇女正确衣着榜样”和“赈军济贫、买卖为辅、优先雇佣贫苦民妇”，同时将品牌分为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