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水果中最有特色或最神秘的一种叫“释迦”，因为它的外形很像释迦牟尼佛像的佛螺髻（头发部位），不过我却直呼它“番荔枝”，早就见怪不怪了。
从小我家与植物学家曾沧江为邻，都住在国光三楼，我家17号，他家19号，有幸作了17年(1957－1974)的邻居，同处一个小院落。曾沧江在院落里身体力行种了一株奇异的果树“番荔枝”，结出颗颗灰绿色拳头大小的果实。每每果熟,曾家都有馈赠,让小小的我早就有机会鉴赏这样神秘的水果。当时国家还花了8个美元，从南洋进口了两株“短穗鱼尾葵”，其中一株就由曾沧江亲自照料，种在我们的小院落里，历时九年，终于树高八米，并开花结果，获得极大的成功，由此开始逐步推开，如今遍布厦门岛内岛外这种高大秀美的观赏树其实都是我们小院落里那株母树的子子孙孙。
无论是“番荔枝”，还是“短穗鱼尾葵”，都令我有一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感觉。因为原来我们家是住在大南十号的花园别墅，从1951年一直住到1957年，后因父亲被打成右派，才不得不搬往国光三，虽然失去了花园，却意外地亲近了神秘的番荔枝和鱼尾葵，更愉快的是，家父在与曾沧江的聊天里，不同学科的交融与碰撞很有意思,我总是很喜欢在一旁悄悄聆听,特别喜欢听曾沧江讲植物界的林林总总，因此而潜移默化,因此而满心滋润。
曾沧江比我父亲要年轻,按理哥哥和我应称呼他“曾叔叔”,但我们兄弟却情不自禁地称呼他“曾伯伯”，一方面出于尊敬，另一方面则因为他的用功和勤奋，头发早早就花白了。
长大之后，我才渐渐明白，远亲不如近邻的道理，更难能可贵的是，父亲当时是右派,乃“戴罪之身”，且被迫害得双目失明,而身为青年教师的曾沧江却毫不忌讳，称呼我父亲为“郑先”，经常来我们家里坐坐，谈各方面的信息，给了黑暗中“罪人”很大的宽慰。
曾沧江是一位很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汉子，特殊时期时生物系有一位学生曾兆锵被人杀害，他那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至今想起依然历历在目。有一年台风,校园里倒了不少大树,主要是银桦,主干道上倒得横七竖八的,曾沧江愤愤然,说当初“校园组”种银桦取代大叶桉，他就告诉他们银桦根浅，根本抗不住台风。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话根本无人搭理。
1971年我在插队落户的时候，不幸患上了急性肾盂肾炎，好转出院后还有残留的症状，很有可能转为慢性疾病，正是曾沧江及时送来的青草药使我完全康复，记得那草药里有冬青的根。
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曾沧江开始了他大有作为的新时期，《中国植物志》里的很多词条，都是他和何景老教授一起的权威认证。而经过他锲而不舍的努力，“短穗鱼尾葵”在闽南大地完全扎下了根，并茁壮成长，他是我国名副其实的“短穗鱼尾葵之父”。
由于操劳过渡，八十年代初曾沧江教授不幸病重在家调养，本来病情已经有了好转，但因为有一位上门讨教的外地学者，他不顾病体而欣然迎候并热情接待，就在传道授业的当头，突然像战士一样倒下，英年早逝，实在令人扼腕，双目失明的家父在学生的搀扶下出席追悼会，忍不住老泪纵横。所幸的是曾沧江毕竟享有了新时期最初的阳光，他和夫人陈勤娘合作的论文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认可，一双爱子曾琨章和曾伟章也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点大学。
我人到中年，悄悄爱上了散文，写了不少像《大叶桉》、《怀念老树》、《梅海岭上》等涉树的文字，字里行间影影绰绰，都有曾沧江教授的音容笑貌以及他当年播下的科普启蒙的种子。有一次我到外地参加大型的茶文化活动，不经意间听到一种“苦丁茶”的介绍，称该茶“是1981年5月经厦门大学生物系曾沧江教授鉴定，定名为苦丁茶冬青(ticxkudingcha
t)”我忍不住霍地站起身来，一时激动，眼睛都有些湿润了，其时曾沧江教授已经去世20多年了，我感慨不已，思考着关于生命的宽度和长度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