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七日。
鉴于曾经走相同路线的苏联解体，已经八十八岁的邓公，坐在了南行列车上，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
从一月十八日到二月二十一日。
邓公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
“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国民经济更好地上一个新台阶。”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搞上去，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在党内。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四化”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很多人并不知道邓公的这些谈话，对于中国，尤其是对于此时看到苏联崩塌而迷惘中的中国，有多重要——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邓公的这些关键谈话，中国才不至于走上苏联解体的老路，才能在二十几年之后成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
当然，大部分红利最终还是被一小部分人拿走了……
……
梦幻岛。
梦幻宫。
游泳池边上。
躺在李若童双腿上的徐存，一边接受穿着比基尼的三浦理惠子、金智秀、塞隆、何美田的松骨，一边颇有成就感的欣赏着自己这么多年收罗来的美女，一边听着自己的新晋秘书（实习期）林志铃用她那特有的嗲声向自己汇报邓公南巡的动向：
“一月十八日上午，邓公在武昌停留，向湖北省的两位高层做了言简意赅的重要谈话：“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
“一月十九日至一月二十九日，邓公视察广东，会见广州地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并和大家合影留念，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
“一月三十日******前往上海视察时告诫当时的上海市领导，“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
“……”
听完了林志铃的汇报，徐存慢慢的坐了起来，然后喃喃道：“香江衰落的日子不远了。”
站在林志铃身边的李加欣，听见徐存说香江要衰落，诧异道：“香江要衰落？是因为要回归吗？”
谁都不能否认，香江衰落有这方面的原因——毕竟，自由之地要比有主之地更方便贸易。
不过——
香江衰落的主要原因却不是这个。
要说香江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江为什么会崛起。
总结成功经验这种事情，向来是一百个人有一百零一个解释。不过，徐存认为真正靠谱的就一个原因：香江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江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只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之前之后都很难再找了。
从英国最初割占香江，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的香江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日后那么抢眼。这是因为，那时的香江并没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江，多费一重周折——香江在当时的地位更侧重于军港，而非商贸中心。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江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这种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着名的“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全套工业生产设备，满足经济建设需求。这是自一百五十六个苏联援助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工业技术和设备。以四三方案为代表，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系开始重建联系。这种联系由小到大，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对外开放。
顺便说一句，当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负责人，就是邓公他老人家。
然而——
尽管中国已经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还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
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