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周翔的保证，魏天中脸红的能滴下血来，自己如此等于被陛下狠狠的打了脸，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言。而赵昺虽然很恼火，但也没有大发雷霆之怒，只是命陆秀夫等人予以配合，尽快修复太庙，自己将在年前进城入驻北宫，然后领军出城回去了，而让周密留在城中前往吏部办理入职事宜，准备履职。他回钱塘行宫的途中一言未发，大家都知道小皇帝生气了，自然谁也不会去讨无趣。
“真该杀了这匹夫！”赵昺在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怒气依然未消，喝了杯水后恨恨地道。
“官家，今日是怎么了，发这么大的脾气？”苏岚给小皇帝续上水，轻声问道。
“这厮居然为阻止我进城，竟使出如此拙略的把戏，真是让人恼火。”赵昺余怒未消地说道。
“阻止官家入城？又为什么呢！”苏岚听了皱皱眉，也十分诧异，这种事情就如同主人到了家门口，却被家奴阻于门外一般。
“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琐事，他们自以为阻止我入城就可以借题发挥，将朕架空。”赵昺冷笑声道。
“官家怎知？”苏岚问道。
“很简单，城中颁布的公告，皆以中书或尚书省的名义，而非用敕令。”赵昺摊开手言道。
“他们如此官家自可依律惩处，又何必生气！”苏岚捧上茶水道。
“依律处罚？！他们都是老油条，自然不会让我抓住把柄的，以那些微末之罪也只能申饬、罚俸，难伤其根本。弄得不好，还会让朕落人口实。”赵昺苦笑道。
姚良臣等人以宫室损毁为名不让自己入城，在外人看来是合情合理，毕竟皇帝要有符合身份的住宅才能显示帝王威严。若是大兴土木修复宫室，则可以给他扣上国家未复，便急于奢侈享乐之名。反正他们总有话说，而自己选择北宫其实出乎了他们的意料，才说出那么不靠谱的理由阻止。
而偏偏这些东西还真够不上什么罪过，更不能说是什么大错，当然若是硬给他们套个违旨或是欺瞒的罪名也不是不行，但自己可就真成了昏君了。且他们大可以用工作失误，做事不精细、属于管理、御下不严为由辩解，自己也只能以办事不利为由训一顿，然后罚点工资拉倒。
那一定有人说了，你傻啊！一个现代穿越过去的人不知道什么叫依法治国，对这些不作为、懒作为的家伙尽可以公务员管理条例将他们撤职，开出公职，甚至定他们个玩忽职守罪，让他们吃几年牢饭。你以为赵昺不想啊，那是没办法，无论是政治环境和理论基础都不允许他这么做。不服，换个人来试试！
要知道古代国家在未有法典之前，大都经历过一个秘密法的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隐蔽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才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而在中国春秋时期，子产决心打破这种传统，他铸大鼎将国家法律条文铸在上边，把鼎放在城中繁华之处向世人公布，并严格依法办事，增加了社会的透明度，首开政务公开的先河，也是一次重大的普法宣传和教育活动。
这该是我国第一部公开的法典。但是由于子产铸刑书打破中国历史长期以来“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政治传统，不可受到受到了一些贵族的猛烈抨击。然而子产铸鼎之事的价值不仅仅是颁布这些法律，可以说是拉开了中华法系的伟大序幕。
春秋时期还有一个被后世称为法家三大流派之一的开山鼻祖的申不害，其研究的是术，主攻方向是官僚体制的管理。其对韩国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改革，也就是所谓的“循名而责实”的工作。循名责实实际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明确各个职位的职责范围，避免职能不清和职能交叉；二是根据你的职位确定你的权力，按照职位职责考核工作成效，按现在的话来说建立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申不害认为，你有你的职守，你的职责就是干好本职工作，超越职守就是越权，就是违法。他的职守类似我们今天说的管辖权，我们现在的管辖权分为级别管辖、地域管辖、部门管辖，估计申不害当时也有这样的一套制度，界定每个层级、每个部门、每个区域的职权范围。申不害通过强化吏治，推行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但仍然没有能够善始善终。
赵昺觉得若是中国若是能沿着法制的道路走下去，也许中国的封建社会体制早就被打破，不会等到二十世纪，还是半封建社会形态了。而历史不容假设，在自汉武尊儒以来，儒教成了唯一的正统学说，孔子的一句话几乎成了论儒法利弊的至理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而随着国人受儒礼熏陶已久，对法家误解越来越深深。法家更是被历代儒者描述为刻薄寡恩之流。
事实真的如此吗？法家真的那么坏，儒家真的那么好吗？其实此时的赵昺最清楚，对自己来说还是儒家好。为啥呢？从本质上说，儒家和法家的出发点都是维护中央集权的，两家也都企图限制最高统治者的权力，避免君王为所欲为。儒家给国君粘的紧箍咒是天道，君主要顺应天道，仁政爱民。而法家给国君戴上是法律的枷锁，君主要悬法而治、奉公去私。
如果你是一国之君，是要不傻，愿意用法家还是用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