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对于未来如何处理敌占区的蒙古人十分头疼，‘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普遍存在。ξ只是改编鄂州降兵不仅在朝中，就是在军中也是引起了诸多的反对声，不信任一直存在，便是当下参战也是质疑声不断，担心他们的反叛会将整个计划破坏。好在当下护军五旅打得十分顽强，这才压下了质疑声。
从本心来说，赵昺当然以为最好的敌人就是死人，只有从**上消灭才是最放心的。但是他也懂得一味的tú shā并不能解决面临的问题，你将所有与蒙古有关的人员尽数屠戮，那又由谁来提供税赋和从事生产；且tú shā虽然能够起到震慑作用，让敌人不战而降。可同样tú shā也会引起敌军更为坚决的抵抗，死战不降，这对于宋军未必是什么福音。
而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杀俘同样会让引发朝中的反对声。别看那些士人们一个个嚷嚷着杀尽鞑虏，并对敌占区的同族百姓都充满不信任，可要是真将这些降兵都宰了，他们一定会转而将矛头对准自己，什么杀俘不祥、残暴不仁、嗜血好杀……等等一连串的帽子都扣在自己的脑袋上。反正他最后是杀、是用皆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赵昺明白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侵略者或是殖民者要能够成功统治所谓的侵占之地，最为重要的就是统治者‘得人心’。当然这里的所谓人心并非所有人的心，就是现代的西方政党选举也只是最大程度上动员自己的支持者，能够取得到中间力量的认可就是硬。
满清能够成功统制中国二百年是获得了明朝旧官僚的支持，且获得了士人和地主阶层的认可；日本人能够占据东北同样是利用了满清遗族的力量，获得了他们的支持才得手的；至于现代强权国家的吃相稍微好看点儿，不再直接占领，而是通过扶植亲近自己的势力和政党，建立傀儡zhèng quán，从而实现间接统治。
所以只靠杀人只能是特殊时期的策略，并非是实施长久统治的明智之举。就赵昺而言，当初群臣对他继承大统百般质疑，但也不敢动手杀人，便因大宋的国策即是‘与士大夫共治’，儒士已经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社会其它各个阶级所接受，并渗透到国家的每个角落。
而赵昺若只是因为质疑自己继位的合法性，且不断从中作梗，他就要放手大杀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地位，那么他必将被士人阶级抛弃。所以他尽管憋屈，却不敢轻易撕破脸，只能够通过培植亲近自己的士人势力，来不断削弱反对者的实力，并利用武臣集团来进行牵制，藉此获得他们的支持。
当下赵昺面临着同样的状况，但不同的是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内部矛盾。如何统治新收复地区，让北地之人为己所用，他所能借鉴的经验并不多。蒙元能成为一统中国的第一个少数民族zhèng quán，且他们得到了汉人军阀的效忠，以汉人武装为主力打下了大半个中国，显然是成功的，起码初期是成功的，可他觉得自己却难以复制，因为其中有些东西是学不来的。
蒙古人从成吉思汗时代就非常留心拉拢各族炮灰，而在他们的意识中契丹人、女真人等都被视作汉人的，但态度算不上礼贤下士，而蒙古人那时候也并不知道啥是礼贤下士。赵昺认真的分析后以为他们成功说起来让人觉得好笑，也不可思议，他以为正是蒙古人‘马大哈’的算账习惯才让这些汉人军阀死心塌地为其卖命。
耶律留哥是契丹人，乃是金朝北地边将，后来不满女真人的怀疑在辽东故地zào fǎn，拉起了十几万人的武装，攻占了金朝东京辽阳。后归附蒙古人，成了其在辽东攻略的好帮手，成吉思汗对他的优待就是把他的儿子薛闍弄到身边当人质。耶律留哥去世时，成吉思汗还要耶律留哥的另一个儿子顶替才放薛闍走人。这种政策也被推行到投靠蒙古人的汉军世侯哪里，谁要是不派儿子到蒙元大汗那里当人质，谁在大汗眼里就是叛徒。
再者蒙古人对金元之际的汉人军阀势力采取了模糊对待的政策，完全不计较他们的过去。董俊是董文炳老爹，而董文炳被忽必烈叫做大哥、史秉直则是元朝唯一的汉人右丞相史天泽的父亲、刘黑马是汉人三万户之首，这些主动投靠蒙元汉人军阀固然受到重用。
而打下巴格达的郭侃祖父郭宝玉、张弘范老爹张柔等一度受到金人重用的人，也很受蒙古人的欢迎。在蒙古人看来，能打的汉子好比漂亮女人，管她的过去干嘛，能干能用就行。就连李全这样和蒙古军多年血战，有血仇的反复小人，其母亲、长兄死于蒙古攻金的乱兵之手，可谓是国恨家仇两者加身，可蒙古人也乐意招纳，并给了李全家族在山东世袭的军政大权。
更重要的是蒙元给的封赏远远超过前人，蒙元给这些汉人军阀庞大的封户股权。传统的中国封建王朝在秦朝以后封户的含金量就开始逐渐缩水，西汉每个封户给侯爷们的年收益是三百到四百文钱，而当时西汉一匹马的价格是六千文，如此一个家有近百亩地的平民家庭年收入才是八千文，算是不少了。
而宋廷的封户含金量只是每户二十五文，缩水了十余倍。可蒙元的封户含金量是丝银全科户，其中封户还包括有医户、匠户等，每户每年上交丝一斤、银四两，此外还有减半科户、止纳丝户等区别，总之含金量是宋朝封户的上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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