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的战斗异常激烈，东北军将士得益于提前构筑的稳固工事，三天的恶战下来，在日军上百架次飞机、八十余门火炮、十二艘海面战舰的狂轰滥炸之下虽然损失惨重，山海关守备旅一、三两营近千将士为国捐躯，但始终没有让日军越过长城一步。
北平城被巨大的惊恐气氛所笼罩，有钱人早已举家南迁或选择出国留洋，绝大多数贫苦的百姓只能惶惶不安地继续留下，听天由命，满大街都是全副武装神色严峻的军警，各军事机关里里外外一片忙碌，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新闻发布会、战情通报会召开，北京各大院校的爱国学子纷纷涌上街头游行演讲，鼓励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战并为抗战募捐，各界爱国团体纷纷购买物资，送到各军营慰问将士。
在全民抗战抵抗外辱的关键时刻，也有不少悲观绝望的陈腔滥调广为传播，京津商界和各大院校的某些已经丧失民族尊严的软骨头，竟敢以新闻自由为依靠，以和平谈判为借口，通过他们控制的报纸杂志，广泛散布悲观情绪，其中不学所谓的“名流”、“学者”、“教授”早已被日本侵略者买通，通过言论和哄抬物价、囤积物资等卑鄙手段暗中拆台，甘当日本人的汉奸走狗。
亲日的《新京时报》一直以大胆揭露丑恶、针砭时弊而享誉北中国，多年来数次被执政军阀查封停刊，于是就有了“民主斗士”的美誉，在北中国特别是京津两地深具影响，很是迷惑了一批人。可是，该报在元月五日竟然发表了著名的燕京历史学教授袁鹏云题为“战争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的汉奸言论，袁某人在文中**裸地指责正是好大喜功的安家军北出辽西恶战日本，才带来如今的战争灾难，暗喻所有的抵抗均为徒劳，潜意思是承认日本野蛮占领东北的现状，最后以发展经济、提高全民生活水平为幌子，祈求他所谓的和平。
此文一出，引发的恶劣影响极其广泛，中国从来不缺独善其身的软骨头，不少知识分子纷纷呼应，推波助澜，原本立场坚定的许多学生也陷入迷惑，引发了京津地区各界民众的意识混乱。
刚从二十九军前线视察回来的安毅看到系列报纸，勃然大怒，二话没说找到少帅和北平卫戍司令王以哲。
千头百绪等着料理的少帅和王以哲等将领已经得知此言论造成的恶劣影响，苦于背负“消极抵抗放弃东北”的骂名以及数年来东北军中良莠不齐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值抗战的紧要关头，不敢下定决心对付这些“民主力量”和“正义呐喊”的知识分子，深恐引起学潮，被舆论所抨击，甚至引发大规模的内乱。
安毅没有任何的犹豫，而是请求少帅和王以哲将此事交给他来负责，安毅决定以中央军委前敌指挥部的名义，严惩这些汉奸卖国贼，接着请求少帅摒退左右，向少帅和王以哲说出自己的打算。
少帅两人听完安毅的计划，哪里还能犹豫？安毅不但要收拾袁鹏云这类汉奸文人，还要将京津商界中囤积物资、哄抬物价引发全城恐慌的六大巨商一并拿下，抄没六大巨商价值数百万的囤积物资充作军资不说，还依据民国十六年颁布的《战争管制法》，对这些人进行严惩重判，以雷霆手段镇压宵小，统一全民抗战意识，树立万众一心抵抗到底的坚定决心。
安毅满意地离开之后，闻讯而来的辅帅张作相加入到少帅和王以哲的商讨行列，三人对此充满期待，也忧心忡忡，担心安毅处理不好，反而生出混乱，造成消极的负面影响，但考虑到庞大的战争开支和拮据的军中财政，考虑到军队匮乏的物资和短缺的米粮，而且一切以安毅为主，得失均是安毅首当其冲，稳健练达的张作相还是默许了少帅对安毅的支持。但是，三人都猜不透安毅将会采取哪种办法、运用哪些手段，又如何行动？除了安毅自身拥有的崇高威望和得到京津地区青年学子的普遍支持之外，还能有多少的助力和外援？
回到汤山指挥部的安毅立即行动起来，亲自打电话给北平几家报社主编和驻京采访的国内重要媒体的记者朋友，急召从辽西前线采访回来的摄影记者小组，再破天荒地致电到北大，邀请原本避之不及的左翼负责人王诚钧，于当晚八点光临前敌指挥部，召开政治宣传讨论会议。
事情顺利决定下来，安毅亲拟了一份长长的电文发送至上海情报站，两个小时后立即转到“东方集团”总经理兼“东方新闻社”社长何京手里。
何京接到急电，没有任何的耽误，仅用三个小时就召集留在上海的“全国青年记者协会”负责人和各大报社驻沪负责人商讨对策。
何京坦言是受到著名爱国将领安毅的重托，再一次陈述了京津地区某些报纸的错误立场和近期的消极言论所带来的极为恶劣的影响，直言安毅为打击汉奸言论、坚定全民抗战的苦衷、以及愿意为此付出的努力将会对支持抗战的各报社衷心感谢并大力扶持，通过其麾下江南、湘西、川南三大集团企业实施长期的广告投放，给予各爱国报纸实质性的感谢。
新闻同仁们当即就诸多问题达成一致，以《东方新闻报》、《申报》、《时报》等主流报纸为代表的新闻同业，大部分临时更改了次日发行的报纸头版版面，用何京提供的极其珍贵的“辽西战役纪实”、“保定战俘营采访记”、“蝴蝶沟血战实录”等无比悲壮、可歌可泣、振奋军心民心的英雄事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