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皇帝在贞观十八年亲征高丽是为什么？
高丽分为五部，其中顺奴部的首领有个儿子，叫盖苏文。这个人身材伟岸、面目俊秀，颌下生着三绺美髯，在整个部落中都有名，但他性格残忍凶暴也是有名的。
十七年年初的时候盖苏文的父亲死了，按着成例，盖苏文应该立为顺奴部的首领。但是部落中的人们对他的品行极为厌恶，没有几个人拥戴他。
为了做这个首领，盖苏文都给部落中的那些元老们跪下了，请求他们让自己上位，他假装有悔意，时常对自己的恶行痛哭流涕。经过一年时间的观察，部落里终于同意让他接替了自己父亲的职位。
但是，盖苏文一上位，凶残的本性很快显露出来。他让部落中那些元老们伏在地上，由他踩着他们的后背，像踩着凳子那样上马，衣冠像高丽王那样饰金、出入有亲兵挥刀开道，有挡道的行人，立刻抓起来投入山谷里去。
为此，高丽诸大臣与高建武商量要杀了他。盖苏文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摆下了酒宴请那些大臣们光临视察。等这些大臣们到场后，盖苏文一声令下，将近百人全杀了。
接着，盖苏文率兵攻入高丽王宫杀了高建武，他还不解恨，乱刀剁了高建武的尸首投入到水沟里才罢休。并立了高建武兄弟之子藏为高丽王，而他自己则做了莫离支——犹如大唐的兵部尚书那样的官职，从此更是说一不二，成为高丽的隐王。
大唐皇帝听说了这件事情，也只是派遣使者前去吊唁。有大臣劝皇帝正好趁此机会讨伐高丽，司空房玄龄说，“陛下拥有天下最骁勇的军队，却收藏不用，正应该是‘止戈为武’啊！”
但是司徒长孙无忌说，“高丽没有一个人报告灾难，我们出兵没有理由，应该先写封国书安慰一下。”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下书封藏为高丽王。
大唐示弱，让盖苏文越发骄蛮，时隔不久又计划着与百济联合讨伐新罗，吓得新罗赶紧派使者向大唐求救。
皇帝问新罗使者，“我怎样做才能使你们免于灾难？”
新罗使者说，“我们哪里还有计策，只有指望陛下可怜了！”
皇帝说，“我有三个方法任你选：第一法，我以偏兵率契丹、靺鞨攻入辽东，高丽必救，那么新罗的危险可以缓解一年。第二法，我可以将大唐丹帜赐于你们，万一高丽和百济兵至，你们以我所赐旗帜排开阵势，那两国见了必然撤兵。第三法，百济这个小国倚仗着三面临海不修兵戎，我以舟师数万突袭他们是可以得手的。但是由于你们新罗国与百济相邻，新罗又是个女国王，大唐兵马到了，个个都是生猛之辈，她可能受到辱侮。不过我以宗主国保护新罗，等危险解除了再让她自守，这三条计策你选哪个？”
使者不能应对，似乎哪个都不是尽好。于是，大唐皇帝遣司农玄奖，持皇帝玺书敦促高丽停止进攻新罗。玄奖还未到高丽呢，盖苏文已经攻取了新罗两座城。
玄奖宣大唐皇帝旨意，盖苏文回答说，“以前大隋侵犯我们，新罗乘机夺了高丽五百里地，要我停止是不可能的。”
玄奖道，“往事如何再提？辽东是故中国的郡县，大唐天子尚且不取、让你管辖，高丽怎敢违抗大唐皇帝诏命？”
盖苏文执意不从，说，“以前大隋气势汹汹提兵来见，不也无功而返？难道大唐皇帝的一句话就会让我畏缩不前？”
玄奖回朝后奏与皇帝，皇帝说，“盖苏文杀我册封之君、虐待属下、怨声载道，难道他以为我出师无名吗？”
贞观十八年七月甲午，大唐皇帝决定亲征高丽，并颁皇帝诏：
“行师用兵，古之常道……高丽盖苏文，弑逆其主，酷害其臣……若不诛翦，无以整肃中华。今巡幸幽蓟，问罪辽碣……”
诏书上又说，此次出征，行军宿止务必节俭，所有的营帐不允许有精美装饰。食物能充饥即可，不要珍馐美味。河水可趟过去的不能造桥；道路可通行的不必修理。皇帝御营近处郡县的学生、老人不必迎接拜谒。
皇帝说，“朕以前军粮从来没有多过一个月的储备，还能提戈拨乱，所向披靡，无人敢当面列阵。击匈奴、灭吐谷浑、高昌，易於拾芥（弯腰拾起一根草棍）。如今丰收多年，家给人足，更会攻无所守，战无所拒。大唐岂是隋朝可比，我手下一位放牧的马官，便敢只身入突厥平乱、带几百人攻克焉耆，又怎么能让一个高丽的贼子如此恐吓！”
于是，皇帝出巡幽州，并在幽营两州提兵十万，会齐奚部、契丹部五万人马，浩浩荡荡往高丽杀来。
十八年七月末，唐军大队人马渡过辽水，直逼高丽盖牟城。皇帝自坐中军，以李靖、李道宗为先锋。
这两个人都是可以为帅的重量级人物，今天一起做了先锋，可见皇帝是抱着必胜之心的，可见是让盖苏文气疼了。大军一到，便像一阵狂风扫清了盖牟城的外围屏障。
城中的高丽守将一面龟缩在城中坚守，一面飞马回平壤告急。盖苏文正在新罗前线，听到这个消息不敢小视，内心里吓得不用说。
但是他又有些期待，想要看看大唐的斤两究竟有多大。因而，除了在新罗前线留下了少量的人马做守势、监视新罗的动向之外，高丽几乎近四十万的倾国之兵都调回到辽东来了。
盖牟城地势险要、城池高大坚固，城墙都是用巨石垒起的。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