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莺不好意思地道，姐姐冤枉人！我在大街上见到他，可是看不到什么胎记的，但我知道就是他。但是胎记的事她却不说出来，让柳玉如更想知道。
樊莺道：“我们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弄清那匹马的事情，也好早些回去。说不定师兄已经回来了呢。”两人有一时都不说话，都在想高大人。
柳玉如说，至少我知道，那个骑着乌蹄赤兔出现在鄯州的人，他是一定不会姓崔的。一来同姓不婚，二来，如果丹阳镇大多数人都姓崔的话，一定是都有些亲缘，看来我们可以试着从可能的族长身上下手。
“怎么下手呢？”樊莺问。
“释捕头。”
她低声对樊莺说，“如果这些都不顶用，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人要问。”
樊莺问谁。柳玉如道，“就是那个背柴的老婆婆。她独自一人生活在镇子之外，自已背柴，明眼人一看就知她与村中人牵扯不大，不然不会住到那里。她如此不被人注意，要是真有人到镇子上交待什么事情，我想多半也会忽略了她。我想以她那样的年纪，过去的事情多半会有些印象。”
早上，二人一开院门，王仁就在院外等着，樊莺这次对他十分客气，对他道，“有件事情想麻烦捕头过来一下……”
王仁听了立刻道，“樊夫人你放心，捕头是有话的，夫人们有事他随叫随到，我这就去回禀他。”说罢一溜小跑地去了。果然，释珍很快带了两名手下骑了马赶来。
听柳玉如把事情一讲，释捕头拍着胸脯说道，“这有何难！丹凤镇也是当阳辖下，不要说一个女子，十个女子也能查到。”
柳玉如说，“但此人多年前即已迁去了长安，恐怕有些难度吧？”
捕头道，那就更好查阅了。户籍之事都是历任县令亲自管理，虽然县令这些年换过不少，但是按户征纳赋役是马虎不得的。
一位县尊，职责虽有教化风俗、收授均田、劝导农桑、听讼断狱等职，但是征赋却是为先，若违限逋悬，自有严厉的责罚。
因而每一位县令在卸任之前，县内每一户人口的变动、去向都要说得清楚，接任者没有异议，双方签字画押才能离任，不然走都走不了的。要是出了大的纰漏，不但官做不成，流放的也不新鲜。
想不到释捕头如此热心，这让柳玉如、樊莺十分感动。当即随着释捕头去到当阳县里，由入档的卷宗里调出来历年由丹凤镇迁去长安的女子明细，果然一笔笔记得十分清楚。后边都有各位县太爷郑重其事的签名。
但是人太多了，不算变迁的男子，只女子的卷宗就有几大摞。不过这难不倒柳玉如。她虽然不知道崔氏之名，但是知道崔嫣。
她是后来随崔氏入高府的，于是就按着她现今的年纪，只选取了丹凤镇十九年以内的卷案，姐两个其他不论，单去其中找那个“嫣”字。
如是，姐妹二人也大费了一番苦功。樊莺捶着后背道，“真不知那些县太爷是怎么做事的，怎么一个个常年伏身书案，一出去仍然腆着肚子！这么一阵我的背都驼了。”
她们终于找到了。在一页卷案中清楚地写着，“贞观十年十月初七日，丹凤镇崔氏颖，年二十七。携女崔嫣，年十。入长安，嫁高审行。”后边还附有崔颖在丹凤镇的旧居地址。
但是这页卷案的信息只告诉了两人崔氏叫什么，和她的年龄、住处。而高审行是没有见过那匹马的，高峻天天骑了炭火在他眼前晃悠，要是知道的话他早该问了，除非高长史城府深到没底。
不过从崔颖极力遮盖此事上来看，高审行是该刨除在外的。那个真正的人，也就是崔嫣的父亲，一定是再往前才能查得出。于是二人就瞪着大眼，从贞观十年往前查阅。
但是那些案卷时间太久了，历任县尊的交接也只是着意最近几年，过去的记载就有些模糊。再加虫蛀水浸，那些字迹就看得更为吃力。午饭时，释捕头派人将饭给二人买来，十分的热情周道。
一边吃着饭，柳玉如一边与释捕头说话，她问，“据我所知，每一县的捕头都是身怀绝技的，不然捕贼缉盗的事怎么能做得下来？”
释珍谦虚道，“柳夫人你高看我了，我哪有那个本事，只不过是县尊高看着我，让我管理着三班衙役，若论真本事是一点没有。”
樊莺说，怎么没有真本事？我看那些个泼皮无赖们都怕你怕得要死。
释珍也不恼，笑着回道，“这就是了，所谓邪不胜正，一个捕头就是再不行，那些贼们也都是怕的。我打不能打，但我手下那些三班衙役个个不是吃素的。比如那些皂役和壮役，站堂、行刑、警卫、呵道样样拿得来。单是一声‘威武’，不知把多少人吓尿了裤子！而那些快役，专管缉捕，不论马快和步快谁没有一两样拿手的绝技？”
樊莺道，“照你这样说起来，那么皇帝怎么还亲征高丽？你们去一班衙役不就把高丽平了！”她的话把释珍噎得，找不出好话来答对。
只好又把话圆回来，“呵呵，更多的也只负责具体的事情，并不都这样厉害，像那些民壮、弓兵、粮差、门子、禁子、仵作、稳婆，伞夫、轿夫，也只是在一般事情上各担一面。”
吃过饭，释珍出去，姐两个接着查下去，却是再也查不到什么。柳玉如终于说，“算了妹妹，我们不要查了，一位高府的五少奶奶，估计当年离开之时，就把身后的事抹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