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产生的一系列变化也许并不明显，在南京看来也不过是小打小闹，老蒋更关心的是军事上的事，赵子赟顺利收编方振武的部队，何应钦与日本人又达成了协定，长城一线算是稳定了下来，冯玉祥闹归闹，和真实历史相比，不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都小了不少，老蒋再次把目光转向南方，那片赤色区域的清剿到了关键时候，几次失败，他也找到了一些法子，准备一鼓作气解决这个问题。
德国人依然还在拼命改进那该死的坦克，罗尔夫都有些羞于见赵子赟，正好张家口电厂已经建设完毕，几条主要的输电线路也已经架好，他很是热情的投入到电网规划当中，算是一种补偿。
紧跟德国，美国、英国、法国又将早已撤除的察哈尔领事馆恢复起来，派出得力人手，加强与赵子赟的合作，相比之下，一直在察哈尔设置领事馆的日本则有些郁闷。
按理说他们有先入之机，可偏偏开展工作最差的是他们，早先赵子梧对日本人是深恶痛绝，绝不来往，弄得他们根本插不进去，后来赵子赟上位，多少给了点面子，见了几面，只是礼节性的，没有任何实质内容，但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有了突破。领事桥本正康正想着怎么打开这个缺口，随即便爆发了热河战役，第六师团攻打多伦一举将他的所有努力化为泡影，眼下别说见赵子赟，就是走进察哈尔省府大门都绝无可能。
占着人家的东四省，打不开局面也无所谓，国内向来是文的不行来武的，赵子赟见不见他，桥本正康都不操这个闲心，只要低下武官刺探各种情报的事情没有阻碍，他也懒得太巴结赵子赟。
可眼下局势有些不一样了，前年吃了赵子赟偷袭沈阳的大亏，日本国内也是有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以石原莞尔为首的具有战略头脑的人认为赵子梧死后，察哈尔其实和南京并不和睦，这给了日本一个机会，将赵子赟争取过来，毕竟日本和他没有杀兄之仇，反而是赵子赟占了便宜，这个想法不但得到了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认同，也得到了奉天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认同。
但日本军界那些狂热分子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沈阳是他们的奇耻大辱，不但损兵折将，还因为赵子赟的打劫，所获甚少，关东军司令部喜多诚一、原田熊吉、田中新一等参谋就认为南京和察哈尔的关系正是他们彻底占领察省的良机，赵子梧死后，不论是山西还是平津，都不会和赵子赟联盟，攻打察省即没有华北那么敏感，也不用担心其他方面的救援，还能报沈阳之仇。
这个主张得到后来接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武藤信义一定程度上的认同，他到不是为了报仇，能做元帅的人自然不会被感情所左右，同意攻取察省的意见主要还是来自于北方蒙区的压力，占领东三省后，日本人和蒙古王公频繁接触，算是有些臭味相投，但赵子赟接过大哥的察省后，一番改革，尤其是正红旗的倒戈，给蒙区的蒙古王公带来巨大压力，武藤信义更多还是从满蒙一体化这个方面来考虑的，认为有必要消除察哈尔对蒙区的影响和压力。
此外就是在多数场合，赵子赟的言论上都有敌视日本的倾向，不论从军部还是外务省传递的消息里，都提及赵子赟在三十一军中始终把日本作为头号敌人向士兵宣传。综合两方面的因素，主战的声音占了上峰，就这才有了后来热河战役时，第六师团攻击多伦的举动。
第六师团的惨败引起日本国内一片哗然，武藤信义这才认真审视起察哈尔来，武力并不是唯一手段，这也是他后来采纳土肥原贤二意见的重要原因，他不会因为一个师团攻击不利而无限制增加军力，获取最大利益才是重要的，他相信如果集结三到四个师团，绝对能碾平察哈尔，但有必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于是，在他的主导下，土肥原和石原的战略设想又被重视起来，收服察哈尔不但可以减少损失，还能进一步稳定蒙区，可谓一举多得，而且，塘沽协定后，这也符合关东军对华北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设想，搞定察哈尔，日军都可以直接从察哈尔攻入山西，打入中国腹地，只是赵子赟到底什么想法还不清楚。
围绕察哈尔，日本军部争论不休，主战派认为，多伦一战后，已无和赵子赟合作的可能，只有打到底一条路，主张合作的土肥原和石原认为，要仔细剖析赵子赟此人和他在察哈尔的影响，从他的言行上看，他们认为赵子赟是个矛盾的人，一方面他通过一些话语，抬高自己民族大义的形象，以此掌控住察省和三十一军，比如他将日军列为头号敌人的说法，但反过来，他更在乎的是他在察省的权利，比如在热河战役中，他就没高举着抗日之旗，这就说明了他是不愿意成为众矢之的，所谓抗日，借口的成分大，这已经有三个例证，一是当年尾随关东军入沈阳打劫，二是多伦战役时，他对汤玉麟及孙殿英痛下杀手，另一个就是收编方振武，明确表态不支持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从中可以看出，在抗日大旗和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完全倾向后者。
一个利益至上的投机者，这是石原莞尔对赵子赟的评价，他认为赵子赟的底线就是察省必须在他手里，这也很好的解释了赵子赟为何和德王等人格格不入，一直抓着察哈尔八旗不松手。对于这样的人，石原莞尔认为，一旦有人大举入侵察省，赵子赟恐怕会鱼死网破拼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