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之所视察，就象一年包括四时；卿士就象月，统属于岁；众尹就象日，统属于月。假若岁、月、日、时的关系没有改变，百谷就因此成熟，政治就因此清明，杰出的人才因此显扬，国家因此太平安宁。
假若日、月、岁、时的关系全都改变，百谷就因此不能成熟，政治就因此昏暗不明，杰出的人才因此不能重用，国家因此不得安宁。百姓好比星星，有的星喜欢风，有的星喜欢雨。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就有冬天和夏天。月亮顺从星星，就要用风和雨润泽他们。
“九、五种幸福：一是长寿，二是富，三是健康安宁，四是遵行美德，五是高寿善终。六种不幸的事：一是早死，二是疾病，三是忧愁，四是贫穷，五是邪恶，六是不壮毅。”
bc2167年，禹考虑自己年事已高，所以将伯益推荐于天。开始让伯益代理朝政。实际当时禹101岁，伯益99岁，而启82岁。
经鲧、禹两代经营，夏后氏已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随着王权的产生，氏族制度的机关已部分被改造，部分被抛弃，唯继任领袖的人选要经议事会认可的形式尚存。
而从妫舜到姒禹正处于社会大发展的时代，各种人才辈出，首先被举为姒禹继任者的是当时曾掌五刑、负责狱讼的皋陶。皋陶先姒禹而死。禹把皋陶的后代封在英、六两地，有的封在许地。
这体现出在民主制政体中多突出********，要想掌握大权，首先就要活得长，皋陶本来是作为姒禹的领袖培养，可是活得没有禹长。
部落联合体议事会又推举了益，即伯益，是皋陶的儿子、又名大费，曾协助姒禹平水土，有功而受到妫舜的器重，被任命为掌管山泽、调驯鸟兽的“虞”，古文献曾有“益主虞、山泽辟”之说。
所以按照传统习俗，姒启作为领袖之子在议事会讨论继任者人选时，虽被优先提名，但他的功绩与威名无法与益相敌，益很自然的成为议事会认可的法定继承人。
禹有心想要传位于自己的儿子，但是数千年母系氏族部落统治的传统，使得其不得不禅位他人。最终选择了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皋陶之子也是自己治水的重要帮手伯益。但是禹本身并不甘心，所以早在益之前就安排儿子启担任宰执之位长达十多年，使之根基深厚；而把伯益的地位抬得很高，以德高望重为名给以尊崇而没有实权的虚职。暗中为启增加实力提供条件。
bc2164年，三苗再次发生叛乱，禹不得不再次征伐三苗。当时，三苗地区发生大地震，农业大幅度减产，禹乘机发动大规模进攻。他在誓师动员时说：“三苗不敬鬼神，滥用刑罚，违背天意作乱，上天现在号令我们要对它进行讨伐。”
交战开始，战斗十分激烈，互有胜负，历时70天之久。突然，战场雷电交加，三苗领袖不幸被箭射中，苗师大乱，溃不成军。
《墨子·非攻》详细描述了这场战争的经过：“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妊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微）。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三苗也。”
《墨子·兼爱》还记录禹出征前的誓言：“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按即禹），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邦）诸群（辟），以征有苗。”
从誓言来看，此时的禹不仅接替了舜的地位，而且比舜更有权威，俨然国王。这是阶级社会取代氏族社会的重要信息。经过这次摧毁性的打击，三苗就此衰微，即所谓“后乃遂几”，三苗之地也纳入了夏王朝的直接控制之下，而作为三苗北疆的随枣走廊一带，自然是首当其冲了。
这一变化在江汉地区原始文化发展序列中也有所表现：夏初，夏文化的影响通过南阳盆地，沿着随枣走廊，达到了长江之滨。如在hn淅川下王岗（即“丹水之浦”）、hb宜昌白庙子、随州西花园和黄陂盘龙城等遗址中，均发现了一些早于商，晚于龙山文化而与二里头文化相同或相似的陶器。如二里头文化中比较典型析器物如橄榄形罐、口沿捏花边的（或称鸡冠形）罐、澄滤器、三足盘、四足方鼎等，在这些遗址中也能见到。这大概是禹占领三苗地区在考古上的反映。
三苗败亡于大禹之手后，三苗被迫解散，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族人向西迁徙，形成****时期姜姓的羌族，成为夏商周时期西戎的文明主体；大部分三苗族人留在了荆楚之地，发展为苗瑶族，成为夏商周时期南蛮的文明主体。所以蚩尤是羌族和苗瑶族的祖先。
在历次战争中，不少苗民沦为奴隶，“子孙为隶，不夷于民”，被强制劳役。这些苗民的后裔，也是形成汉族的先民之一。此后，史籍中不再见三苗的活动。现代的苗瑶就是三苗的后裔。
《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羌地是也。”这就是说，羌族是出自三苗，是三苗的后裔是姜姓的别支。
据史料记载，姜姓就是西北一带原来的姜族，（由姜姓可知其与蚩尤一样为炎帝的族裔，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