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都比较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上游一些适于农耕发展的河谷地带。从出土的生产工具和当时人的生活遗留看，都是比较原始的农耕文化，同时养畜业和渔猎经济也占较大的比重，阶级分化已经出现。
继齐家文化发展的黄河上游青铜文化，陇山以西至甘南洮河流域有寺洼文化，仍以农业为主。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分布的卡约文化，则已发展为以游牧为主。
《说文》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义》也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从羊、人，因以为号。”许慎、应劭所作的这种诠释，都是指夏商以来中国西部的羌人，若说氐羌起源时代，则都是以原始农业为主，兼事渔猎的各部落与族群。
随着环境的越来越恶劣，农业产量越来越少，而放牧成为主要的生活食物来源，大约在夏商时期，西戎逐渐发展为大型游牧族群，中途逐渐吸取了华夏的流亡势力，形成以羌（包括氐、羌）人（初为姜姓，为炎帝后裔，败于黄帝，蚩尤之战后退居西方）为文明中心的文明群体。
bc1629年，在西戎昆仑支（母系氏族，女王，为西王母的原型）来进贡后，太戊派遣王孟备下重礼到西昆仑求取长生不老药，但就此一去不返。
传说：太戊派王孟到西王母处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后来王孟因断粮，困在半路，只能吃树上结的果实，穿树皮，住在荒山里。王孟一辈子单身自处，天帝怜悯他无后代，在他睡梦中从背肋间跳出两个儿子。儿子出生以后，王孟便去世。王孟的儿子也用这种办法生出下一代。而且后代又都是男子，慢慢地这地方男子越来越多，因此称为丈夫国。
太戊六十一年(bc1594)，东方的九夷部落（九个东方强大部落）前来进贡，说明经过多年的发展，商朝的国力日趋强大。
商朝政治制度的根本特点是内服与外服的划分。
内服是商王廪辛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相应的官员称为内服官。
卜辞和金文所见商朝的内服官有五六十种，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百僚庶尹”。包括地位很高的旧臣、老臣以及商王的近侍之臣。最高的政务官，是协助商王决策的“相”，又称“阿、保、尹”。王朝高级官吏统称卿士。三公，则是因人而设的一种尊贵职称、并不常设。另外有：掌占卜、祭祀、记载的“史”，
二是“惟亚惟服”。主要是与商王关系密切的军职官员。
武官之长的师长，掌王车的车正，为商王御车的服（又称仆、御），侍卫武官亚，卫士亚旅，
三是“宗工”。指负责王室祭祀和某些具体事务的官员。
总管的宰和亲信的臣。臣管理王室各项具体事务，有掌占卜的卜、掌祈祷鬼神的祝，掌记载和保管典籍的作册（又称守藏史、内史），百工之长的司工，掌粮食收藏的啬，掌畜牧的牧正，掌狩猎的兽正，掌酒的酒正，掌教育贵族子弟的国老，乐工之长的太师、少师。
四是“百姓里君”。指管理地方上的诸族与普通民众的官员。
掌外地籍田的“畋（音‘田’/甸）老”。
外服是由邦伯所管辖的地区，相应的官员为外服官。这些外服官有方国首领的侯、伯；有管理田地的甸（田）职官员；有为王朝服役的男职官员，在卜辞中称为“任”，著名者有而任、戈任、名任、卢任等；有守卫边境的卫职官员，作为一种武职，在卜辞中多称为“多射卫”、“多马卫”、“多犬卫”等，亦有单称为“卫”者。这些外服官中许多很可能是方国部落首领而臣属于商者。
甲骨文的田字，表明在广平的原野有整治得整齐规则的大片相连的方块熟田。甲骨文“疆理”的“疆”字，象征丈量和划出疆界的田地，“田畴”的“畴”字，像田间按行垄犁耕往返转折，这样的田畴当然不会耕作得很粗放。这些经过疆理整治规则耕作较好并配合有灌溉沟渠的方块田，就是后来的井田。
这些田地主要分布在都邑附近，由商王和诸侯国君直接占有，也有分配给近亲贵族。其他贵族在封邑内也同样经营这样的田地，不过规模要小一些。在国都以外，商王经常派臣民到比较边远的地方去开垦土地。
商代使用的农具，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仍以石、骨及蚌制铲、斧、镰、刀等为主，偶尔也发现有一些铜锸、铜铲等青铜工具，但不一定用于农业生产。
商朝经济比夏朝有很大发展的表现：农业生产规模－－相当大，畜牧业发达，饲养六畜，还有训象（当时北方还有象），并且掌握猪的阉割技术，能够人工养淡水鱼。祭祀用几百甚至上千头家畜。
商代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比农业更为突出。手工业全部由官府管理，分工细，规模巨，产量大，种类多，工艺水平高，有世代从事生产擅长专精技艺的工匠，其生产规模之大和技艺水平之高，是当时世界所罕见的。青铜冶铸，玉器制作和酿酒等手工业很发达。
其中，尤其青铜冶炼技术和青铜器制造工艺的高度发展，成为商代文明的象征。在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都发现有为王室所专用的青铜器铸造作坊。
商朝人已经发明原始的瓷器，这是瓷器首次在世界上出现。洁白细腻的白陶颇具水平，造型逼真。
刻工精细的玉石器表现商代玉工的高超技艺。丝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