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的噼呲电流声传来，报务员很紧张，核对了频段后，汇报说是营部发来的信息。
大家全都围拢过来，报务员告诉我们：“由于山体的洞壁太厚，无线电屏蔽的很严重，信息接收和发送都有很大困难，昨晚发送的信息营部的人就没给出回复，现在来的信息也是断断续续的，信息不连贯，需要慢慢解读。”
周营长安慰他，让他不要着急，慢慢来。
然后回头跟我们商量，时间已经过去了6个多小时，伤员是否已经抵达地面？上面派来支援的卫生兵是否在路上？下一步是否按照计划进行？这些我们目前都得不到答复。
大家望着黄主任，他在这里的行政级别最高，临机决断的事情只能找他。黄主任看到大家都在看他，做出一脸无奈地表情，扔下一句：“继续等待”之后转身又去睡觉了。
大家无奈之下，只好原地等待，周营长一个人守在无线电旁，等待信息，我们则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继续睡觉。
我刚躺下，刘教授来找我，他对我说：“刚才他和严斌商量了一下，勘探队的任务实际上需要深入到矿洞内部的作业区，确定那里大面积重金属矿脉，现在的队伍复杂了，很多不相干的人出现，任务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我们随身携带的仪器设备太多，需要人手帮助，能不能确定好路线，先去作业区？”
我问刘教授：“我们的失踪人员怎么办？”
刘教授道：“失踪人员现在就剩小廖和展月清，两人的现在的处境很让人担心，但就算把人找到，估计也不能参与工作了”
刘教授为难的跟我交代。展月清是老友展鸿飞的女儿，这件事情，他很揪心，提取第一手地质数据同样让他欲罢不能，他的想法是想让我跟黄主任商量下，是否由严斌和刘教授他们先去作业区，其他人员再组织搜索救援。
我奇怪的问他：“问什么要我去商量，开会大家决定不好吗？”
刘教授尴尬的笑了，瞄了一眼黄主任，悄声跟我说：“严斌是委员会中方内定的人员，我是第三方，而黄主任则是委员会“依托夫斯基”指定的人，他来这里是有特殊目的的。我们的话他根本不会听。”
我点了点头，对刘教授道：“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这里是苏联人大范围开采矿石的地方，那么他们一定有此地最详细的地质报告，假如我们能找到这些资料，那么我们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冒险呢？”
刘教授摇摇头，说：“这些资料时隔这么久，哪能还会存在，如果能找到，当然最好不过，我们只需要验证一下就可以了，倒是没必要再继续冒险下去了。”
我摇头道：“我不这样看，如果这些资料不存在的话，那么队伍里面的特务到底想干啥，还有那个依托夫斯基干吗还要派这个黄主任过来？”
说完，我拿出那把保险柜的钥匙，对刘教授简单的讲了一下我的猜测，当然我没敢告诉刘教授我撞鬼的事，我怕他接受不了，只说偶然找到的。
刘教授听我这么说，也表示有可能，但他对此没抱太大希望，谁知道这枚钥匙是不是真是保险柜钥匙，就算找到那个保险柜，我们是否真的能得到那些想要的资料，这都是难说的事，最后他任然坚持分开行动。
他说的其实很有道理，我无奈之下，只好同意，又商量了一下之后，我起身去找黄主任。
其实跟黄主任的交流也很顺利，我只是给出他两个选项，一，是否坚持地质勘探取的第一手地质矿脉的数据？
二，还是寻找苏联人留下来的有关资料？这样问他我有两方面的考虑，除了要摸清黄主任到底是冲着什么来的之外，那就是要判断此人到底有多大的背景和能力。
我对他分析了这两个选项的利弊，告诉他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不出我所料，他对有可能出现的遗留资料非常感兴趣，并问我有什么线索？我却笑着说：“黄主任，您应该比我更了解苏联人严谨的工作作风吗？相关资料怎么会不备份保管哪？”
他点点头不置可否，显然他已经认定苏联人一定会留下相关资料的。
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我们一起找到周营长，用无线电向地面联系，这个过程颇费周章，由于矿洞本身太厚，无线电信号在这里被屏蔽的很严重，等到前来支援我们的卫生兵都来了，我们才和地面联系上。
黄主任要求张团长再加派30名战士配合工程兵搜索队协助我们，施工清理先按照主矿洞进行，无线电屏蔽的太厉害，向下的搜索可能会用不上，最后决定用人员每隔150米的距离用军用步话机联系，中转站就设在现在居住区的食堂内。
一切安排都得到了答复，张团长马上安排人员，我们这里在短暂的会议安排下，组成勘探队的主要人员继续前进，周营长和两名战士留守营地等待后续人员，其他战士跟随勘探队行动。
周营长在接应人员到来后组织人员向其他区域搜索。
事不宜迟，我们在短暂的行装准备之后，立刻就出发了，这次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先行进到矿洞作业区。从我们掌握的地图来看，原有的作业区判断出错，那么矿洞作业区应该是在西北方向的地下坑道内。
队伍出发的时候，剩下的十几名战士一起跟随，走了一阵之后，每隔150米得范围就留下一人使用军用步话机进行中转联系。
我们在走了几百米之后，发现道路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