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遵义会议结束后，博古决定交权，让张闻天、周恩来、来领导，博古要求潘汉年向莫斯科汇报这里的变动情况，因为只有潘才是王明接受的联络员，也只有潘出面说话才能让王明相信这是博古的真实想法并进而获得gong chan国际同意。
周恩来考虑一个人过于危险，让陈云同志也去，两人分开走，不管谁先到莫斯科都要找王明并通过王明向gong chan国际汇报，但汇报以潘为主，陈补充。”
9月中旬，潘抵达了莫斯科找到了王明。此时王明刚刚在gong chan国际七大上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公布主席团名单时，他的名字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台尔曼等七人的名字一样，受到“暴风雨般的掌声”的欢迎，是他一生权势的顶峰、王明听说博古交权表示很遗憾，但对张闻天上台认为可以接受，在他工作之下，10月2日gong cong c临时负责人——这才使得遵义会议有法统依据。
任命宣布以后，王明决定派潘汉年和张浩{原名林育英，lin biao堂兄}两人分别回国，向zhan国际七大文件和对张闻天的任命。由于当时不知道z中央到了哪里，因此决定张浩走陆路，潘走水路，由于红军此时已抵达陕北，所以从蒙古穿陆路的张浩特别顺利，只用了一个多月就找到了中央，这时候一问潘还没到，考虑到潘走水路确实折腾，中央也表示立即，决心等。
其实这时候潘还没有离开莫斯科，王明更愿意相信潘，所以在让张浩走后又交代了一个特殊任务：在gong chan国际情报局学习“新编密码办法”和“第一套新编密码”，不但要学会，而且要把密码本记在脑子里，不允许有任何纸片辅助。潘在这方面是天才，经过三个月训练完全背熟。正准备就绪要回国时，王明又找他说：jiang jie 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来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王明本人不方便出面谈，便请潘汉年和陈云出面。
【作者注：所谓国共再次合作抗日，不光是毛提过，王明也提过，蒋也提过，当然大家口头都说合作，怎么个合作法是有差异的，西安事变只是促成了合作，而不是激发了合作这个思路。】
潘和陈云商量这件事，陈说你是个“谈判高手”，你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去和邓文仪接触，全权负责得了。
【作者注：陈云成功甩锅，当时国共还是敌对，在没有中央认可的情况下去商谈合作，本身很敏感，陈云脑子想得多，潘没有顾虑这层，于1月17日、22日和2月3日，潘汉年同邓文仪进行了三次谈判，确定7月在南京和陈果夫继续深谈】
2月下旬，潘汉年经列宁格勒，准备乘希腊客轮绕道香港回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月的事，不料他运气非常差，希腊政治情况突然变化，船出海两天后又折回列宁格勒。直到旅游旺季的4月8日才以旅游者身份出发乘坐国际列车，取道巴黎从马赛乘船到达香港，此时已是1936年5月中旬，距商定的7月会见陈果夫时间很近，先回陕北再来南京肯定来不及，于是他在香港给陈果夫发信，并与guo 中央委员张冲联系上，有张冲这张护身符，潘汉年才平安到达南京。可当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得知潘尚未和陕北毛、周见面后，便不肯亲自出面，派tie dao bu次长曾养甫来和潘汉年谈，要潘先回陕北，将z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进行正式谈判，并给了潘汉年特别通行证。
【作者注：这是段非常惊险的事，潘掌握着绝密密码，不先去陕北汇报反而大大咧咧去南京与guo 会谈，万一对方使诈，轻则他自己完蛋密码中断，重则guo 直接截获有关密码，幸亏二陈兄弟还有点义气，没对潘动手，但已为怀疑埋下伏笔。】
有了特别通行证后，潘于8月1日乘火车到达西安今天后找到了z中央，由于他比张浩晚到九个月，没尽快带回国际的指示和密电码，对他很不满意。而潘迟钝的政治嗅觉又看不出来z中央实际当家掌权的人不是张闻天，也不是周恩来，而是。还言必称王明，在向张闻天汇报时口口声声把与guo 的合作说成是王明下达的指令，这更令十分反感。
在这种情况下，对潘的回来，毛与周恩来都表现得比较冷漠，甚至都没有接见他，只让他住到中央党校宿舍，拨出一窑洞，让他昼夜不停地把新编密电码写出来。
然后中央讨论了潘的工作和他汇报的与国党方面的谈判问题，关于合作抗日，都没什么问题，关键是对潘的评价很差，毛对周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没等周发表意见，他又说：“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汉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
【作者注：这句话就几乎确定了潘在政治上不可靠，不能重用的前奏。】
博古知道潘的处境很糟糕，一方面努力为潘辩解几句，一方面又对潘说：“……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