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是帝国陆军最出名的军镇，号称“皇军之花”，但满洲事变前其实兵力不多，整个关东军只有1个师团加6个铁道守备大队，这也是石原等人发动满洲事变时感到最大的挑战，后来才陆续增加，太平洋战争时期，为预防苏联兼总预备队，兵力最高峰突破百万，大多数时都拥有最精锐的部队{番号不大于20的甲种师团}和最好的武器{编者注：机甲师团最初基本都在关东军}。
司令部大部分时间在关东州，满洲事变后迁到奉天，满洲国成立后迁往新京，我7月份去报到时就在新京。
接待我的是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他这时也因功劳晋升少将，虽然和他不熟悉，但因为有石原学长推荐，他很关照我，和我谈话时决定把我安排在最重要的第1课，还考虑过段时间让我当课长。
我拒绝了他的好意，举了两个理由：第一，我在参谋本部没进过第1、2部等核心部室，那里才是统筹作战、参赞军务的要害，我是战史部的，说起来差一头，虽然关东军肯定没参谋本部人才济济，但我觉得没这么大本事马上当第1课课长；第二，我初来乍到，且从未有过关东军服役经历，一下子到这么显眼的地方容易遭人嫉恨，再加上我对满洲当地情况还不熟悉，千头万绪一时无从谈起，万一闹出笑话自己丢脸不说，还把石原、板垣的脸也丢光了，这是很麻烦的事。
板垣征四郎对此很高兴，觉得我是比较谦虚、慎重的人，夸我道：“现在这种踏实守本分的年轻人不多了，难怪石原高看你一眼，不过第2课你先待着吧，总要熟悉参谋工作的，不能一辈子搞战史吧？”
那时我已经36岁，才刚刚混上少佐，横向对比来看不算拔尖，因而颇有自知之明，心态也好，和课里同仁关系处得还不错——他们觉得我不像东京来的那些中枢参谋那样趾高气昂、目空一切，算比较容易相处。
在《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满洲国疆域算大体稳固了下来，与中国正规军的交手算是基本告一段落，剩下的主要工作便是剿匪。
【译者注，1933年2-3月，日军占领热河，旋爆发长城抗战，guo 军不敌，成立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被迫由参谋部作战厅长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划定冀东二十二县为非武装区，军队不得进入，日军则退回长城以北，双方以长城为实际控制线对峙】
从7月到10月，我通过不断查阅档案、实地勘察、与当地民众交流、与清剿官兵等交流的方式，逐渐对满洲剿匪工作有了全局了解。
所谓剿匪只是口头约定俗成的说法，实际在满洲活跃的武装分子并不全然是匪，其构成十分复杂括以下几类：东北军旧部{特别是马占山、冯占海、李杜等与帝国作战过的的余部}、旧警察、原有土匪武装{张作霖时期并未彻底剿灭干净}、满洲事变后被布尔什维克煽动起来的左翼民众{年轻学生比较多}，另外还有z地下武装、满洲**队中叛变人员等等……前前后后大体有几十万之多。昭和9-12年是一个发展高峰，卢沟桥事变后2年，是另一个高峰。等太平洋战争进行到最激烈时，满洲治安战基本已结束。
说他们是匪也并无不可，因为他们采用的作战方式是四处流窜、偷袭为主，几乎没有正面作战、阵地作战过，除野外作战，在城市里也有各种各样表现：比如偷袭满洲国政府机关、警察署、派出所；偷袭开拓团和其他重点企业；an sha军政要人；张贴反对日本和满洲国的海报、宣传标语；在工厂、矿上、港口搞串联，进行经济破坏等等。
这在当时牵制了我们很大的精力，且接二连三地死人，观感非常恶劣，社会治安十分动荡，迫使国内下定决心一定要进行治安肃清。通常分两个渠道下手：对付大股武装分子，由关东军、满洲军为主力进行野外作战，统称大讨伐；对付小股、零星武装分子和隐匿在城市人群中的破坏分子，由陆军宪兵队、各特务机关、满洲警察署、满铁会社调查部、特高课予以重点对付。
中国有很多人对日本情报机构不理解，以为特高课就是帝国最大甚至唯一的情报组织，甚至把所有情报机构都划到特高课下，这完全是以讹传讹，同样道理，帝国民众因很少接触情报机构，大多数时候也弄不清楚。实际上特高课挂在警察署之下，全名特种高级警察课，在中国的特高课基本都是外务省ling uan系统派出的，恶性治安事件和防控间谍首先由特高课出面处理，所以民众才会有印象以为特高课是最大甚至唯一的情报机构，实际上其他teji gou更为庞大和复杂。
整体而言，日本根本没有统一的情报机构，陆军、海军、外务省、满铁都有自己的情报系统，甚至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拓务省、兴亚院、大东亚省都设立了情报机构。
【译者注：1942年11月，日本正式成立大东亚省，下设官房、参谋、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和南方事务局等7个局。同时，原拓务省、兴亚院、对满事务局和外务省的东亚局、南洋局并入该省，即日本在战争时期占领的领土全部由该省进行管辖，不再视为普通外交关系而当做内政处理，日后昭和维新进行军功分田主要也通过大东亚省进行，日本人通常所说的中心-wai wei/本土-拓土话语结构中，大东亚省基本分管后者】
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时【译者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