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曾有过这么一段相对安逸的时光。
那还是在国小四年级的时候，因为某些缘故父亲不得不调回大阪市北的总院处理事务，并带着全家迁回梅田的旧屋，允诺两三年内不会再搬迁。旧屋是父亲出生成长的地方，位于一座缓坡的半腰。西式结构，墙面被刷成干净的乳白，立柱和巨大的落地玻璃都别有风味。屋背后有大片浓密的树林，被木桩围起来，周围的地上总是掉满不知名的果实，经常也有野花从木桩上方探出头。据说里面供有地藏庙，但无从考证。另三面则是其他零零落落的民居，以白墙黑瓦的和式为主，也因此衬得忍足家的屋子格外醒目。
沿着半坡往下走，经过一所旧书屋，绕过几栋附近短大的学生宿舍，再越过一片竹林，便能看见尽头处横淌着的一条不知名的河，波光粼粼，水声不息。它或许曾有过名字，但雕刻名字的石碑已经在岁月中悄然腐蚀，只剩下一片模糊的红。河里偶尔会有鸳鸯结对而过，也常能看见骄傲的长腿鹭鸶出没。那些洁白优雅的鸟类在浅滩处悠闲踱步，然后展开翅膀飞去不知名的远方。河面还有座窄窄的桥梁横跨其上，木质桥身被刷成韵味十足的暗红。附近人家的孩子总爱趴在木桥的护栏上，探出头去看河水中色彩斑斓的锦鲤来回穿梭。
梅田区安逸的两年，就是从这里开始。
那年忍足家的长女裕里刚进高中。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踏入新环境，换上新的制服，结交新的朋友，参与新的社团，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因此自然无论如何不愿放弃重来。再加上早已厌烦奔波不定的生活，于是在那个仲春她头一次鼓足勇气，向父母表达了想要留在原来学校的愿望。父母欣然答应，他们想了想又说：“既然如此，那侑士干脆也在道堀顿把国小念完吧”。
中央区道堀顿第二小学，普普通通的学校，唯一的特点是隔壁班那个叫谦也的笨蛋。
忍足谦也，忍足侑士的堂弟，虽然他不怎么想承认。
当然了，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题外话。
事实上搬回梅田的前几个月家里的气氛总是很凝重。以往晚餐时都有让小辈汇报一天情况的习惯，但那段时间全家人在餐桌上几乎连话都说不上一句，只是沉默。甚至每当忍足想要开口吐槽不按常理出牌的堂弟谦也（比如当其他孩子都在宠物店窗前对着约克夏或金毛猎犬的柔软皮毛死抱父母大腿时，他却高高兴兴抱回一条面目狰狞的蜥蜴）时，他的姐姐总会用眼神告诉他闭嘴，于是他闷着头乖乖吃饭，偶尔与父母一同死盯着餐桌边电视上播报的新闻。
尴尬的，难耐的沉默。
后来他也渐渐知道了这其中的微妙。包括父亲为什么会忽然长期回到总院工作，为什么会如此在意社会新闻的内容动向。因为在偷听了数次父母间的私下交谈，留意了无数新闻报道后他了解到，那一年的忍足家总院里有一名素来口碑良好的医生在用药时因为走神发生了失误，最后导致一名患者死亡。这原本便是一起不小的医疗事故，而后续发展在医生仗着自己的名望将责任全数推给负责送药输药等操作的值班护士身上并拒绝向病人家属赔偿道歉，最终引发社会众怒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尽管事件以医生被捕，家属得到赔偿的看似完美的结局告终，但忍足家医院的名誉无疑受到了不小的创伤。
而父亲唯一能做的，只有亲自监督补救。
忍足曾与姐姐一起随着父亲与医院的其他高层一起参加事故致死的病人葬礼，算是代表医院正式道歉。那是个不讨人喜欢的阴天。极厚的云层堆积在头顶上方，就连空气里也弥漫着浓浓的湿气。病人姓辻堂，四十来岁的男性。进医院只为阑尾这样的小手术，却不料一夜间与家人生死两隔。葬礼在大阪郊外的辻堂家祖屋举行。忍足与姐姐都是一身黑色正装，从进门起便低着头，只是跟在大人身后慢慢走。尽管是白天但堂屋很暗，点起了蜡烛，越发显得人影幢幢。从寺里请来的和尚正喃喃诵经，声音沙哑，木鱼的嗒嗒声回旋在室内。
屋外偶有人声，屋内除此却是一片死寂。
忍足看见父亲与其他人一起向辻堂的妻子下跪，用最严肃的方式表达歉意。那是个倔强而优雅的妇人，自始至终只是抱着丈夫的遗像默默流泪，不看他们，也不多说什么。原本设想中或许会难以控制的失态状况没有出现。而她那在这年春天刚升入国三的长子同样沉默地跪坐在母亲身边，背脊挺拔得像一棵树。没有哭，没有歇斯底里，而是紧咬嘴唇，眸如鹰隼。
最后他带着嘲弄的神情冷笑起来：“医生什么的，最讨厌了。”他说着，又执拗地挣开旁人想要阻止他说下去的手，“其实你们关心的根本不是病人的死活，只是医院的利益罢了。”
这年忍足十岁过半，已经能够听懂他话里的意思，也能清楚地看见那双眼里的失望。
屋外忽然狂风大作，紧接着有密集的雨声传来。
忍足透过木格子窗看向外边灰蒙蒙的天，整个世界都笼罩在雨幕中。
那些雨滴落在屋檐上，落入树林间，落在走廊前，落进地面上的水洼，像是连绵不绝的叹息。
回家的路上，四个人都没有说话。
父母照例占据了正副驾驶座，忍足姐弟坐在后座。途中姐姐戴上耳机闭眼小睡，忍足则侧过头去看窗外，天边依旧是层叠的云，雨已经渐渐小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