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下班时，陶唐用电话把吕绮叫了来。
“昨天周鸿友召见我了，好大的官威啊。”说这话时，陶唐一脸的不高兴。
“是公司搬迁的事吗？”吕绮准确地猜出了缘由。
“正确。对于搬迁，公司有没有正式明确承办单位？”
“政研室。宋总曾指定政研室研究搬迁问题，有没有结果不知道。至少在我的层面没有听说，更没有开过会。”经历了最初的激动和迷惘，吕绮现在可以“冷静”面对陶唐了。但陶唐的心理仍然令她迷惑，或者说她更猜不到陶唐的心思了。她的感觉是，相比初见面，他更加陌生了。
“政研室……”陶唐沉吟着，“对于这位盛主任，你给什么评价？”
吕绮心里一动，“这个……不应该问我。”她曾在陶唐面前评价过盛广运，那时她似乎无所顾忌，为什么现在变了？
“吕绮，你知道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下班的铃声已经响起，陶唐似乎来了兴致。
“我不知道。”
“告诉你吧，是孤独。”陶唐落寞地笑笑，“高处不胜寒有些自大了，但真有这种感觉。当你的每一项决定都有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时，就会有这种感觉。哦，下班了，如果你不急着回家的话，我们就聊几分钟吧。”
吕绮点点头，随即问，“那你呢？你吃饭怎么办？”
“好办。你是哪年入党的？”
“简直是莫名其妙！”吕绮看着陶唐，许久才说，“2001年……”
“我比你早。我是96年。常看党章吗？”
“你怎么了？”吕绮莫名其妙。
“我常看，真的。你现在有面对神经病的感觉，对吧？”陶唐微笑道。
“我第一次听说还有人常看党章的。”吕绮老实回答。
“党性即良心。党章不止是党的章程，也是做人的准则。党员温习党章被视为精神病，要么是社会病了，要么是党病了。既然是拥有八千万党员的执政党，其党章的影响力应当是惊人的，它应当像论语一样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我每天遇见的大多数是党员，你应该也一样，计划部有多少人？党员比例是多少？”
“33人，正式党员24人，预备1人。”
陶唐叹口气，“是啊，但我们却感觉不到党员与群众的差别。话题扯远了，吕绮，我一直当你是好朋友，那种可以交心的朋友。你说的，既会影响我的判断，也不会影响我的判断。”
“我觉得盛主任水平挺高的。”
“就是说，才是有的，德不敢保。”
“你认为德的最低标准是什么？”
“忠于企业。”
“那我认为盛主任是可以信任的。为什么不说忠于你？”
“当我忠于企业的时候，他忠于企业就不会不忠于我。”
“凭什么说你忠于企业？”
“问的好。主观上讲，在于内心。但这没人知道。我想宋悦和杨文欢也不可能公然说他们背叛企业。但客观总是可以检验的，即使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不一致，总会有相对公正的结论，哪怕会等好几年。记得咱们小时候的时候厂里有个陈书记吧？我爸总背后喊人家陈大肚子……”
吕绮点点头，“记得。我爸对他的评价很高的。”
“陈书记把自来水引进了每家每户，他还给平房引进了暖气。我妈总记得陈厂长的好。这就是口碑。不过，陈厂长办的是民生工程，容易得到群众的拥护。还有一位吕厂长，是你的本家呢，在位没有给职工长过一次工资，勒紧裤带上了变速箱生产线，新建了三座大工房，买了几百台设备，甚至上了炼钢炉。现在那座年产八千吨的炉子还杵在那儿……前两天我要了厂志看，对吕厂长的记载很简略，我认为不太公平……在我看来，吕厂长对红星的贡献不比陈书记小。但老百姓不一定这样认为。我的经验，职工可以分享改革的成果，却不易共担改革的成本。我在盛东干了44个月，据说现在骂我的仍不在少数，无所谓，我问心无愧。当我翻阅党章时我真的想，我是不是没有按照党章做？结论是没有。所以我就理直气壮，自命不凡。竟然与调查组大吵一架……哈哈。”
吕绮吃了一惊，“真的调查你了？”
“不被调查是不可能的。关键的问题是你受得住受不住调查。没有的事终归是没有，实名举报也未必是真实的。悲哀在于不对等，就算是诬告又能如何？你听说哪个人因诬告被法律追究吗？至少我没见过。”
吕绮不知道陶唐究竟要讲什么，抑或他只是对自己发发牢骚？所以她没有接话，谈话就沉寂了。
陶唐翻了下电话本，用座机给盛广运拨了个电话。在等盛广运来的时候，陶唐说，“就职责而言，这件事不应该是政研室管，而应该归你们运作。之前你们有过相关的研究吗？”
“没有。”
“要启动研究。这是真正的长远规划，从政策到现实，都要认真研究。我会给刘新军交代，你不用为难。这件事可能不是你分管的，我想听听你的研究结果，不用用详细的数据说话，就是从直觉或者宏观上判断那么一下，搬家，或者叫战略重组，对我们有利在哪儿，不利在哪儿？”
“我怕是做不了这个。因为层次太高了。”
“不，真理往往是简单的，明显的。就像管理的最高层次就是简单。复杂和专业绝不是管理的特征。而且，我觉得你眼光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