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熹四年的这一场叛乱，最终还是一种闹剧的形式作为结束了。
实际上后世的很多历史学者在描述这场叛乱时，都不约而同的认为袁氏在与光熹帝刘辩之间实力差别相当大的情况下仍然发动的这场叛乱只是在以卵击石。
从头到尾，刘辩一直控制和引导着叛乱的发展事态。袁隗与刘辩完全是在两个不同层面的对抗，所以这场叛乱所造成的伤害并不大。相比较它后来发生在光熹时代的那些如史诗般波澜壮阔的战争和惊心动魄的权利斗争，这场叛乱确实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后世很多史料对于这场叛乱着墨的并不多，有些甚至语焉不详。更多的描述也大都是“一群绝望的人做的徒劳反抗”之类的话。而相比较这场叛乱，那之后以这个为由头所进行的那场大清洗，才真正令后世的史学家所关注。
对于这场大清洗，后世的学者褒贬不一，争议不断。持左翼观点的人认为这场大清洗打击了司隶地区大地主大豪强的土地兼并的嚣张势头，为今后的土地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持右翼观点的人则认为刘辩发动的这场大清洗本质上就是一场强取豪夺的丑陋剧目。大清洗最开始的目标是参与叛乱的袁氏党人，然而很快便扩大成打击整个司隶地区地主阶层的政治运动。通过一系列的暴力手段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原始积累。
随时后世学者各执一词，但是却都同样认为这场大清洗后，刘辩的专制皇权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整个司隶地区“政令顺畅，无有阻碍”。
当然，在大清洗开始之前，还是要先解决眼下袁氏叛乱的事情。
在叛乱之夜的第二日清晨，黄琬便被刘辩叫来了南宫嘉德殿。作为御史中丞，有弹劾纠察百官之责。对于袁氏叛乱的处理，他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只是黄琬刚一进嘉德殿心中便是一沉。天子的身边已经聚集了不少亲信重臣，丞相卢植、大司法应劭、统调社长史贾诩、宣导署长史魏翊、军师将军荀攸、户部尚书荀彧，甚至还有面色苍白，一直处于病中的大将军皇甫嵩和白身的郭嘉，唯独没有的就是身为亚相的杨彪。
作为国家的亚相，在袁氏叛乱这么大的事件中却没有被天子叫来议事，实际上这已经表明了杨彪的失宠和被排挤。
袁隗已经彻底完蛋，在朝堂上已经不需要再拉拢杨彪作为牵制袁隗的手段。而作为曾经的辅政大臣，即使杨彪的势力并不像袁隗那么庞大，可是在刘辩眼中仍然觉得碍事了。
杨彪会有这样的待遇，其实也不太出乎黄琬的意料。然而真正令他心烦的是天子只叫自己前来的意思。
黄琬当年受党锢之祸而遭囚禁，多亏杨彪的父亲杨赐多番为他奔走才被释放，后来还举荐他入朝为官。杨氏对黄琬有大恩，所以他才会为杨氏马首是瞻。
然而从今天的这种形势来看，天子将他单独叫来就是想让他与杨彪做一个切断。当然，这其中的选择权还是在黄琬手中，若是他选择一条道和杨彪走到黑的话，天子也不介意他和杨彪一起完蛋。
几乎在一刹那间，黄琬便将所有的事情想得明明白白。在嘉德殿的门廊前怔了一下，最终还是走了进去。
“臣，御史中丞黄琬，拜见陛下。”黄琬上前施礼说道。
刘辩起身还礼，说道：“黄中丞来的正是时候！袁逆叛国，朕心乱如麻，黄中丞此来正可为朕解忧。”
“臣闻杨相正在病中，陛下可曾叫他一起前来？”黄琬最后还是提了一下杨彪，也算是为了杨氏的恩情作了最后的努力。
刘辩面色一沉，冷冷的说道：“既然杨相正在生病，就不要叫他了。”
黄琬不再说话了，此时他已经仁至义尽，再不识时务恐怕只能是把自己搭进去。
黄琬表现出了恭顺的态度让刘辩很满意，继续说道：“黄中丞来之前卢公、忠贤他们已经拟了一些对袁逆的处理意见，你可以一起参详一下……”
黄琬在嘉德殿呆了一整天，关于对袁隗等叛党的处理意见终于在众人的计议下也定了下来。
本着胜者王侯败者贼的权利逻辑，袁隗自然被打成了“千古逆贼”、“狗不如的人间渣滓”，被泼了很多的污水。
在对袁隗的抹黑上，魏翊的宣导署承担了主要的攻击火力。宣导署现在养了很多的文士，基本上都是毫无节操的那种，在平灭了叛逆后不久便向刘辩呈上了一篇准备刊登在《洛阳时报》的特刊上，揭露袁隗罪行的文章。
刘辩饶有兴趣的读了起来。
“……袁氏一族时代世代深受皇恩，多番出任三公之职，袁隗本人更是深受当今天子的信任与提拔。然而深厚皇恩的袁隗不思竭诚报效天子，反而利用天子的信任在朝堂上结党营私，到处安插亲信。如此行为已经丧失了做人起码的良心和道义。而且为了自己的腐朽生活，袁隗贪污受贿，强取豪夺了大片土地，致使许多善良的百姓家破人亡，甚至为了自己的险恶用心，袁隗故意搞乱帝国经济，妄图引起百姓对朝廷的不满，进而勾结黄巾贼祸乱国家。袁逆的种种罪行罄竹难书，幸而伟大的帝王，大汉帝国的太阳，光熹天子刘辩的睿智和警醒，及时洞察到了袁逆的野心和伎俩。预感到阴谋败露的袁逆丧心病狂的在京城发动了暴乱，以期能谋反成功，篡夺大汉江山。最终在我强大的帝国军队面前被碾的稀碎。袁逆的失败证明，天子刘氏的血统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