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崇光虽是内阁首辅，等同先前宰辅的地位，可便是宰辅，都不敢挑战这个当官的“基本权益”，他又有办法？
其实若是官绅一体纳粮的话，前些年的国库就不会如此“节俭”了。那时可是冗官最厉害的时期，再加上俸禄也多，一些寄禄官没有职官，只好拿着钱银买田买地，雇人耕种，好收一些佃租。因为是官员，这地自然就不用交税。佃农也只需交佃租就行了，不需要再多交一份农税，收入也高了些，一些田地的佃户也乐得为他们打工。
佃户是高兴了，官员也高兴了，就是苦了朝廷。朝廷里面的官越来越多，俸禄开支也就越来越大。结果呢，良田渐渐落入这些官员的手中，成为了“免税田”，国库自然也就越来越吃紧，这几乎成了一个死循环。
在好的年景，国库勒一下裤腰带，还能过日子；要是碰到了灾荒年景｛}{｝小说.{[ledu}，那就惨了。就拿前两年那次黄河决口来说，国库一下子拨出百万贯钱，一下子就陷入了窘迫的境地，拆东墙补西墙都不行了。那办？只能从朝廷掌握的资源入手了，朝廷掌握了资源，最让人趋之若鹜的资源？自然就是官位，通过纳粟的途径，一些渴望当官的人就能做一个小官。当然，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些人本身就是不大不小的地主，一旦当了官，他的田产又不用交税了。如此一来，这死循环就更加严重了。要是徐崇光另一个时空的历史的话，他肯定会，这跟明朝的境地是一模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大顺的官员俸禄多，大明的官员俸禄少，且大明的盐税，等同虚设。好在明朝朝廷开支不多，尚能维持一二。可大顺不同啊，国库开支远远超过了收入，财政赤字十分严重，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卖官鬻爵了……
幸亏陆承启凭借此事，扳倒了杨太师，亲自掌权后开启了商税，总算缓过劲来。可这小皇帝不当家不柴米贵，竟一下子将农税订成十抽一。如此低的农税，便是商税再多，又能顶得了事！
徐崇光是一个固执的老头，在他眼中，只有务农，才是国家稳定的根本。商贾，都是扰乱社会秩序的，都该杀！民间有谚语，“车、船、店、脚、牙，罪也该杀”，这车指的是车夫，那时候的车夫经常干一些****的勾当，所以不招人待见。船和车一样，也是经常河中央给你来点刀削面。店是指店小二，属于见风使舵之人。脚是指的是脚店，也就是路边小店，说不定一包麻药就弄翻了你，抢了钱，还做成人肉包子。牙是指牙行，也叫牙纪，人贩子，媒婆都属于这类。这些人可能一夜暴富，也可能一夜破产，他们只重利，漠视道德，惹得人神共愤，自然“该杀”。而这些人，都属于“商贾”，对于徐崇光来说，这些人当然是越少越好。只可惜现在大顺走上了一条“歧路”，太依赖商业了，徐崇光认为，这可是要灭国亡朝的！
想到这，这个小老头就不淡定了，拿出一本奏折，蘸了墨汁，唰唰唰就写将起来。徐崇光本身是有才学的，又做过户部尚书，这下笔如有神，一笔笔把“商贾”的恶劣斥诸纸上，一竟停不下来。
他写得是开心了，只可惜偏了题。陆承启让他去开发江南，他却编排商人的不是，这不是打烂的饭碗么？
徐崇光能做到内阁首辅，自然不会如此短见。只可惜他是不吐不快，非得一蹴而就才能出这口气。他，作为一个内阁首辅，竟连的抱负都实现不了，徐崇光实在有点脸见人。按理说，徐崇光的抱负也很简单，非就是天下太平，外战事，内奸贼，百姓安居乐业，生老病死都有人管……不仅仅是他，只要是有抱负的官员，心中的大同社会，大多如此。
只是陆承启比他们的见识多了一千年，这所谓的大同社会根本不可能。别的不说，孟子那篇“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就很好诠释了这个道理。中国人太喜欢斗了，没有敌对国家，就窝里斗，天下太平根本从谈起。就是是太平，也不过是粉饰出来的太平，一如北宋宣和年。外战事更是从谈起，中原一直是草原民族渴望的土地，自匈奴起，多少游牧民族想要征服中原？现在的契丹也是一样磨刀霍霍，不过辽国刚刚经历了皇太叔耶律重元叛乱，元气大伤，加之室韦、女真作乱，一时暇南顾而已。
徐崇光没有想得这么多，他写下这封奏折，只是为了抒发的政见。说不定瞎猫碰上死耗子，小皇帝被他蛊惑一番，说不得就应承了。这样一来，地主阶级的地位就稳固了，商人又被打压了……
“唉！”
徐崇光望着那根快要燃尽的蜡烛，这不过是他痴心妄想罢了。小皇帝要是这么好蛊惑，他早就一套套地说得小皇帝不知南北了。“罢了罢了，还是写江南之事罢……”
把这封奏折放在一旁，徐崇光又慢慢地整理起思路，把一份江南开发的“可行性计划”，写成奏折。当然，行文用的都是之乎者也，这还是考虑到陆承启“文化”水平不高，不敢引经据典。要是换了先帝，徐崇光早就旁征博引，论证一大通，然后得出结论——就是要这样做。
这份奏折，徐崇光早已有腹稿，只是他要写得严谨些，速度快不起来，没有上一份奏折那般随心所欲。慢工出细活，等他写完这封奏折，已经换了两根蜡烛，夜色也已经来到了三更天。
再仔细检查一遍，觉得没有大问题，徐崇光才翼翼地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