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三之日，天气极好，来同盟广场瞻仰英烈的百姓洛绎不绝。在广场东侧，一个正在建造中的巨大钟楼显得分外醒目。为了赶进度，工匠们只是初一休停了一日，初二开始就如常工作。钟楼建造的监工是从澳门重金聘请来的西洋钟表匠。与同盟广场人气鼎沸不同的是，相距一个街区的同盟会总部大楼却仍然肃穆清静。
到上午八点时分，同盟会各司部的大佬们相继来到总部。巨大的门堂前停着三三二二的四轮马车。
为了增强工作效率，高旭改革计时方式，从原来的时辰改为小时。这个时期西方怀表的制造技术已经相对成熟，高旭聘请了大批西方钟表匠加盟高氏工坊。高氏工坊里也有专业的钟表坊，制表桌钟和怀表。这种年代里，有一个怀表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至于出行方面，高旭大力推广四轮马车。同盟会各司各部的理事长级别都有专用马车。推广了阿拉伯数字之后，每辆马车都有编号，高旭的专用马车自然当仁不让是001号。拒一辆马车需要巨大的开支，特别是南方少马，而且处于战争时期，马匹的需求紧缺，但高旭还是要求沈廷扬的行政司拨出专款来筹建行马监。以高旭看来，不用马车，就得用人力来抬轿，这种出行效率太低了。
同盟会总部的建设蓝图当初是由高旭来规划的。总部大楼共有三个楼层，与同盟会的sān_jí行政机构厅、司、部相相应。一楼属部，是从隶属于同盟五司下的各个部门；二楼属司，是行政、宣政、军政、商政、宪政五司的办公场所；三楼属厅，也就是参议厅，是同盟会的最高执政机构，成员由五司的司理长以及会长六人组成。三楼除了参议厅之外，还有高旭的会长办公室。
高旭决定卸任军政司的司理长，由阎应元继任，只担任同盟会会长、同盟军督帅。旭卫镇作为高旭的亲卫军，划出了军政司的管辖范围。
宪政司的司理长一直空缺，由于宪章的起草出自高旭之手，宪政司司理长暂时由高旭代理，直到高旭找到适合人选。宪政司的下属机构有邬含蓄的宪兵处，以及邬老家伙的廉政公署都向高旭负责。
所以，参加最高机构参议厅的成员只有五人。除了高旭身兼会长、宪政司司理长之外，其他四人便是行政司的沈廷扬，宣政司的顾炎武，军政司的阎应元，商政司的高老头高成仁。
由于处于初创期，同盟会的各个机构只是个雏形，与高旭理想中的立宪体制相差甚远。
对于高旭来说，同盟会的创立，是他当初在江阴明伦堂上涂鸦中华旗时，那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是历史上推翻满清统治的同盟会，他信手把这个组织提前了将近三百年。由于符合了反抗剃发令运动的潮流，这个从江阴发起的反抗组织，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如今已成了轰然大物。
以高老头看来，这个同盟会就像那些江湖门派一样，与某某帮某某门没有区别，只是儿子太能干了，搞着这个江湖门派像个小朝廷一样。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江南文人来看，这个同盟会犹如当初的复社、几社，只是组织机构严谨，并且有会武力量来保障同盟会发展的成果。
但是以沈廷扬、陈子龙这样的老官绅来看，同盟会的飞速发展，已经如同元朝未年时的明教一样，寄以了极大的厚望，赋予了无限的可能性。
无论众人的眼里如何看待这个新兴组织，但只要参与其中，就会被其中各种朝气蓬勃的东西所吸引，这个东西或许与时下的流俗格格不同，但有识之士都知道，恰恰是这些东西一洗明末官场上的各种积弊——强烈的进取心，志在恢复的不懈信念，打破传统的各种新政，以及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推广，这一切，在明末死气沉沉的悲观绝望的氛围里，带来一股鲜明的活力。
参议厅的布置烙印着强烈的高氏风格。将近三百多平方的空间里，正中央摆放着一张空心的圆桌。中空之处是一个巨大的沙盘。沙盘上是江南的山河地形，以及主要城市标识。正面墙上挂着同盟会的会旗，会徽，以及纲领。
圆桌会义，算是高旭的恶趣味之一。刚开始时，像沈廷扬这样的老官吏自然难受无比，觉得不伦不类。但高旭就是凭着这些不伦不类的东西，把各式各样的人拉上他的贼船。
在圆桌的外圈，又一左一右摆放着两排座位，这是参议大佬们幕僚人员的位子。能进入参议厅的人员，除了领导核心，就是各个司属部门的高层骨干。比如沈廷扬作为领导核心之一，属于行政系统，随他一起参加会议还有陈子龙、沈从文、程璧等人。
高老头是商政系统的负责人，他的随员中有几个是华商会的大股东。这些大股东有徽商、闽商以及江南苏松地区的大行商。这些商人不仅是华商会的核心，购买了巨量的同盟会光复券，是同盟会这个组织最重要的债权人，而且他们的的子侄晚辈也是同盟会的中坚力量。让商人深度参政，虽然受到沈廷扬、陈子龙这些人的异议，但高旭坚持重商主义政策，保证经济资本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只有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才有保障。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华商会是同盟会商政司属下的一个外围延伸组织。
阎应元也是同盟会的大佬之一，随他一起参加会议有徐玉扬为首的江阴系将领。由于在常州战场的对峙，大部分高级将领都在前线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