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钢的战术检讨无疑让二师、三师参战的师团干部们很没面子，这些分析小五台山上他也说过，可惜当时大家并没有太当一回事，依托山区发展根据地是中央的决策，他们没有平原地区作战经验和克制敌人的装备，面对强大敌人率部退进山里也是在保护革命力量。
现在在朱老总、聂总的态度震慑下渐渐有了些醒悟，这两人可是他们参加革命就尊重爱戴的老领导，他们可以轻视刘钢却不敢顶撞这两位大神。看来自己在作战指挥中的确有不坚决、不主动、不周密的地方，不敢再像小五台山上那样激烈争辩，闷着头吸烟不吱声。
刘刚继续说道：山东、苏北、华东、晋东南主力兵团在与鬼子野战攻防中捷报频传不落下风，原因就是他们早在去年就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调整了战略战术，依据野战需要改进了部队编制、火力配置和作战方式，加强了团以上规模的合成演练。
红军时期我们就提出建设像苏联红军那样的正规化军队，并做了初步尝试，尤其是在我们红四方面军更是强调按照苏联红军的作战条令进行正规化作战。但是在武器装备、单兵技能、灵活运用战术等方面没有达到相当水平的情况下单纯模仿苏军正规化作战无疑是灾难性的，四方面军从十几万人拼到只剩下三万人，而中央红军也从八万余人拼到两万人。
事实证明正规化作战需要现代化装备支撑，需要士兵单兵素质保障，需要指挥员用现代军事思想来引领。红军时期装备低劣，大部分同志使用冷兵器作战，重型装备更是奇缺。战士绝大多数连字都不认识，丢下锄头就上战场缺乏必要的训练，而我们大批干部仅仅拥有对党的忠诚缺乏必要的军事理论、欠缺合理组织部队兵力火力的能力。
在面对孤立的军阀部队时尚可通过勇猛赢得胜利，可遭遇强大敌人围攻时，正规化作战把我们所有的弱点暴露无遗。损失很大，吸取了教训的红军开始执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运动战策略，并把这一战略运用到抗日战场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形成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
很多同志由此产生一种认识似乎山地游击战是八路军唯一可以采取的作战方式，我认为这是经验主义的表现。作战方式是随着条件和需要变化的，游击战适合积累力量的发展初期。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军队就要为更高的政治追求服务，我们的目标是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和敌人永远相持下去，游击战就显得很不适应，他无法给敌人致命的打击。
有些同志认为正规化作战不适合我军。我只能说确实不适合力量弱小的红军部队却是有了很大发展的八路军部队必须具备的能力。因为我们已经具备了开展正规化作战的基本条件，首先士兵都经过了半年以上的严格训练经历了战斗的锻炼，军政文化素质提高很多。
其次武器装备大幅度改善，两年前西路军奉命过河西进，全军21 人，各式步枪不足7000支，机枪百余挺。迫击炮十几门，这还算红军中的精锐部队，而如今我们一个师也不止这点装备吧！有些主力团的重装备都超过了这个数，而且统一使用性能优良的日械装备。
有了这样的兵员和装备我们不该在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吗？我们积累革命力量不能仅仅积累兵员装备，更要积累把兵员装备整合好、训练好、组织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的现代军事思想、指挥艺术，逐步提高部队的全面综合作战能力。
不客气地说当前影响我军走向正规化、现代化的就是各级干部对军队长远发展缺乏深刻认识，军队正规化所应具备的机动灵活、诸兵种合成作战的军事思想，前后方整体配合的宽阔视野，在各种地域条件下指挥部队谋取胜利的主动精神、战役战术素养、能力水平。
军区各部队主官都是老革命。为红军的发展吃过苦出过力，表现的足够坚定、足够英勇，我是由衷钦佩的。但我不能不说革命者必须有不断革命的自觉性，顺应形势的发展提高自己的军政素质和指挥能力，为革命做出更大贡献。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敬重陈海松司令员。
他总是敏锐地做出科学的判断，张掖时他就要求我们以对日作战为目的加强军事理论学习、强化部队训练、提高战斗力，结果八路军在平型关一鸣惊人，此后率领部队挺进敌后、拓展根据地、收拢残兵收集武器、壮大部队规模，在小规模破袭战改善装备积累作战经验。
远赴九江搅乱正面战场把日军主力拖在华中掩护敌后根据地的稳定发展，等到敌人筋疲力尽后防空虚之时策划组织整编完成的各根据地主力部队发起雷霆攻击，取得关中、太原、豫北、大同等战役的胜利，重创日寇，稳固住华北战线，加强了我军战略纵深。
而这时他又果断地命令各大军区停止部队扩充，全力巩固建设根据地，加强部队自身建设。加强什么？就是要加强各级干部现代条件下大兵团作战的指挥水平，因为各级指挥员并没有随着部队规模扩大、装备改善而增强敢打必胜的信心，提高训练水平和指挥水平。
毛主席说过，革命路线一旦形成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各级干部，我们这些干部不可能达到陈司令那样的战略高度，但大家手里掌握着成千上万条生命、成千上万件武器装备，怎么更好地使用他们赢得更大的胜利应该成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