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场 谈天论道（2）
陶昭远和陶岚都凝神听着。程海平接着说：“另外一种是我们市级部门的个别领导。市委招待所的钱所长向我倒苦水说，市里一些单位搞对口接待，大吃大喝浪费惊人不说，常常还赖帐扯筋、虚报接待费、多领贵重礼品，借机揩公家的油。做这种事情的有些还是到了台上就假模假样大唱正气歌的领导，叫人看着都替他们害臊！有的单位借口市委招待所里娱乐不方便，还领客人到外边去唱歌跳舞、洗脚按摩蒸桑拿。所有寻欢作乐的钱甚至泡小姐的花销都拿**回來报销，上面还有市上分管领导的签字。这些都加到接待费里冲账，最后由市里核销。现在，这已经成为公务接待的正常程序了。”
程海平越说越激动：“最难缠也最气人的是有些从港澳台來的歪商人----他们名义上说是过來考察投资，其实手头根本沒多少真金白银，來大陆的目的就是骗钱骗色骗吃喝！有的人在当地不过是开小店做小生意的，难得进一回大酒店的门，因为里边的吃住他们消费不起啊！可一到我们这儿，我们的官员都争到巴结。他们觉得底气足了，就狐假虎威地耍起派头來：不是说洗澡水凉了，就是嫌西餐不地道了，要不又是哪个女服务员不懂规矩了，对我们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一些领导为了出政绩，搞招商引资是急功近利，也不管外來和尚念的经是真是假，一概都奉作上宾，听凭歪商人天花乱坠地胡吹一通。投资一分沒到位，意向性的合营投资项目和‘巨额投资’数字已经写进新闻报道和总结报告宣扬出去了，成为‘有功之臣’邀功请奖、升官晋职的重要政绩。到头來竹篮打水一场空，造成了经济损失还说是交学费。问題是沒有一个领导自掏腰包來交这些高昂的学费，或者摘了乌纱帽來承担责任，真正买单的是广大的纳税人和老百姓！”
“海平，你刚才就跟‘愤青’一样，有的话太偏激了！现在大环境已经发生改变了，这样的现象是不会持续下去的。失职和渎职的领导干部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陶昭远道,“现在，对党政领导干部都实行问责制度，來自纪检部门、媒体及社会公众的监督也越來越多，使得官员们如履薄冰，不敢疏忽大意。比方我吧，就时刻感觉责任重大，常常告诫自己怕字当头、慎字当先，尽力避免酿成大错。”
“我也是这种感觉。”陶岚感慨说,“现在领导越來越不好当啰，有时真想无官一身轻算了，那样就可以马上调回市上，一奇门诡女：解密地理惊悚传奇hTTp://92KS/10438/家人都在一起。”
“官难做，做官难，我们都得学会做难官嘛！”陶昭远道。
陶岚说：“女人干事业付出得更多，我快要不堪重负啦！”她的话明显带着在父亲面前撒娇的语气。
陶昭远微笑道：“我女儿很优秀呐，咋个诉起苦來啦？”
陶岚有些不好意思：“我只在家里这么说说么，嘻嘻！”
“其实她在家里很少诉苦的，这点比我还强！”程海平由衷地夸起了妻子，又道，“现在政府部门公务繁杂，既要有让上级看得见的政绩，又要有能让老百姓满意的民心工程。想要有所作为，困难和阻力无处不在。即使你有为，也未必有位。再加上问责制度和民间监督造成的压力，我们不少机关干部自认为是弱势群体哩！我们也盼望理解，需要社会宽容、家庭关爱，还有组织上的人性化关怀。”
陶昭远道：“普通民众大都认为政府公务人员比一般的社会群体更接近权力核心，拥有显耀的身份筹码和优先话语权，在各方面都拥有天然的优势。我们的干部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这种认知上的偏差源于角色定位发生了异化。实际上，政府工作本來就不该是一个肥差。它只是一种职业选择和实现人生理想的方式，所受的制约远远超过其它社会职业，承担的责任和风险也非常大。我们的法制现在还不够健全，监督和处罚还沒有完全到位，这才导致了有些人肆无忌惮，把谋取利益当作了做官的主要目的。你说到的那些把自己归类于弱势群体的机关干部，他们对比的对象肯定不是社会上真正的弱势群体，所以很容易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说到底还是认知上进入了误区啊！”
陶岚讲了一个笑话：“一艘中国货轮在公海上被海盗劫持，海盗提出了放船放人的条件：必须交赎金300万美元！前去谈判的我方官员认为要价过高，要求减少50万，只给250万。海盗头子说：‘你当我傻瓜啊？我晓得你们说二百五是骂人的！’这个官员一看海盗发火了，怕有啥不测，连忙答应说：‘300万就300万，但开的**要写700万！’海盗头子伸出了大拇指：‘我们抢钱是提着脑袋玩命，还要动枪动炮费很多周折。还是老兄高明，轻而易举就把钱弄到手了，比我们还多挣100万哇！’”
“嗬嗬，这又是讽刺贪官的，说明他们比海盗还贪婪无耻哪！”陶昭远道，“我们的制约监督机制还存在不少漏洞，使得那些贪官有机可乘，他们才敢如此胆大妄为！”
陶岚30岁生日那天，程海平因为工作忙，就沒有赶回清源，也沒顾得上买花、送礼物啥的。周末回家后，他提议去照相馆拍了两人的合影和全家福。
过了一星期，照片取回來了。陶岚拿出像册，把刚照的相片跟他们8年前的结婚照做着比较。
程海平沒有注意妻子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