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果然不出他的预料，2006年6月，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三架马车经过对欧盟各成员国的主权债务进行详细评测后得出一致结论。由于当初以欧猪国家为首的不少国家并不符合加入欧盟的经济标准，却采用不正当的账务手段瞒天过海。加入欧盟后还不改国内高福利政策，连年需要欧盟补助，因此必须为此次的主权债务付出代价。由于欧盟成员一致表决不会因此劝其成员退出，那就只能挥动惩罚的皮鞭抽打狠狠援助对象了。
对于连续爆发出次贷和欧债危机的现行金融体系，民众已经极度不满，欧盟也顺应民意提出了重大调整方案，从加强行业监管和对从业人员的薪金限制，特别是针对银行高管实行的限薪令，让以金融业为核心的英国大为不满，甚至威胁要退出欧盟。
而其中最引起争议的一条就是银行不但要提高资本充足率，还必须为自己的错误投资买单，为以防再发生“大到不能倒”的危机，全欧洲大银行都必须参与压力测试，而未达到标准的银行，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立即宣布破产重组，要么满足一系列条件后，才能获得援助。这些条件之包括重新划分银行资产，分成资产相对健康，能确保中小储户存款安全的“好银行”和大部分为有毒资产，需要大储户做出牺牲，必要情况下将直接征收高额存款税的“坏银行”。
这个条件可震惊了整个国际金融界，这意味破产银行遭受资产重组时，最大输家就是其大储户，这一点受到了广大中下层平民的热烈欢迎，劫富济贫谁不喜欢？但却让欧洲众多富豪惶惶不可终日。除此之外，由于欧洲金融业仅次于美国，加上还有不少避税天堂存在，大银行的vip客户中大部分都是海外富豪。
公布该条件前，欧美富豪早接到风声，纷纷把存款转往其他大洲，只伤到了皮毛，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国家富豪，当初为躲避国内追查，把钱汇往欧洲，如今却被牢牢套住，真是伤筋动骨，但相比起日本和俄罗斯人的损失来，这都是小巫见大巫了。
俄罗斯富豪把财富喜欢转移到国外有优良传统，苏联解体时国家动荡，不少金融寡头为了减少风险，狡兔三窟的把不少存款转到欧洲。俄罗斯人至今不能原谅的那些寡头，就是因为他们趁苏联解体大发其财，结果遇到1998年金融危机时，却不肯和国家共患难，而是大部分人选择一逃了之，让普通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普京上台后重拳打击金融寡头，赢得民众交口称赞，前不久又把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下了大狱，让俄罗斯头号石油巨头尤先科公司土崩瓦解，国内富豪对此胆颤心惊。有这样的心态，俄罗斯富豪纷纷在海外置业存钱，首选之地就是英国伦敦、塞浦路斯等金融避风港。哪想到这次金融海啸浪头太大，把伦敦、冰岛、塞浦路斯等原本认为固若金汤的防线全面打垮，俄罗斯富豪在银行存款自然全打了水漂。
而日本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日本经济进入高速腾飞阶段，80年代日本已经跻身于西方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位置，势头直追美国，这引起了西方其他国家的强烈反感，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日本威胁论”，和目前逐渐抬头的“中国威胁论”颇为类似。于是西方七国1985年发动“广场协议”，逼迫日元比价一路走高，三年不到日元就升值了2.4倍！
日元升值导致社会财富暴涨，日本人对于这些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财富如何花茫然失措，只好投资到房地产、土地和股市，导致日本房地产价格飞涨，形成巨大泡沫，日本房价最高时，仅东京一地的房地产价格就与全美国土地价格相当，这显然是不可能和不持久的。即使90年代后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房价至今仍名列全球前茅。
而随着冷战消失，西方世界一夜之间扩大了一倍版图。亚洲方面，中印等新兴国家经济开始高速增长，这都亟需大量外来资金。由于日元升值给日本经济增长核心的出口产业给予了沉重打击，而日本地价高涨，国内人工成本居高不下，加速了制造业投资外迁的步伐，日本经济开始呈现“空洞化”局面。日本政府也审时度势，出台了“将出口导向转为投资立国”的国策，利用手中财富广泛向海外投资，意图打造一个“海外日本”，于是以日本几大财团控制的商社为核心，众多日本商人带着大笔日元走向了海外。
虽然日本财团的封建体制广受诟病，但抱团取暖的合作模式仍是日本企业成功的法宝。遵循日本独有的经济渗透方式，日本大财团控制的商社与其它核心企业多会采取直接参股，或者设立合资公司进入投资目标国的生产链，关联从寡头到中小型企业群不一而足，但比例一般不会超过20，这既能在海外合作企业中取得发言权，又不至引起所在国政府警惕。
日本在海外投资目标多为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为日本企业财富在国内“饱受困苦”之际找到了一个良好的“疏通口”，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日本的产业和资金蜂拥而至流向海外。这些投资让日本赚得盆满钵盈，2.4倍的增值资金变成了2.4倍的产业和金融资本。
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三井物产与三菱商事参与澳大利亚、巴西、非洲、俄罗斯和中东的油田和矿产，近年沸沸扬扬的铁矿石价格谈判背后更是不乏日本财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