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同学少年
四、煮豆燃箕
他们这些中学生投身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想得简单，没多久就感觉到不简单。
在杨建国看来，“文革”舞台像万花筒一样。中央的头面人物们今天是革命的，明天又是反革命的了，今天是左派的，明天又成右派了。下面各级头头无非是跟着跑，上头倒一个，下头就倒一片。连造反派组织内部的人、派别之间也是争权夺利的，你说我右了我说你左了，相互指责，却美其名曰“路线斗争”之类，跟老子全是胡扯。他心里说，路线的区别是有，但首先是要获得权力，没有了权力，啥路线都推行不了，而掌握了权力的人，路线就是正确的。正确与否，就看掌权与否，如此一来，“文革”的正确性究竟在哪里？
让李轼感到震惊的是另一件事。那是1966年10月揪“黑帮”时，一次李轼随学校红旗派去一个“黑帮”分子家，因为他还不是红卫兵，充当不了主角，只能跟在旁边摇旗呐喊。李轼注意到那是一个干部家属院，比起他们院子里居民的条件好多了，房子要好得多，住的面积也要宽得多。他们去晚了一步，“黑帮”分子已经被另一个组织的人揪走了，剩下一个被翻得一片狼藉的家和战战兢兢的家属，家属中子女的年龄比自己还小。李轼看得目瞪口呆，心里很不安逸，黑帮分子的家属应该是无辜的，何以跟着倒霉？这与自己因父亲问题而受到歧视有何两样？他们的子女家属该作何想？他想这些当权派该不该被打倒，可以另论，但牵连其家人，是过分了。这不仍然是封建社会株连九族那一套吗？跟自己认为不对的那些运动又有啥区别？
搞文化大革命运动究竟是为啥？按上头的说法是为了防止国家改变颜色，防止一些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说法让李轼觉得很悬，很绕，甚至是一头雾水。李轼接触到的人，他们参加“文革”运动的理由都很简单，基于两点：一是感到当官的官僚作风盛行，天天光讲政治，却不为老百姓办实事。这种怨气较普遍且由来已久。二是领袖号召要打倒走资派，这不是好事吗？正好让这些走资派下台或者受点教训。但“文革”初期那种破坏性的破“四旧”及后来的打砸抢，让李轼感到厌恶，这种行为不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应该有的。上头不是也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国家要是动荡了，最终倒霉的还是平头百姓。李轼顿时萌生退意，开始消极了。
1967年7月，江州等地武斗升级为热兵器对抗时，局势明显失控。学生们的感受差不多，这哪里还是“文化”大革命？简直成了武装斗争了。李轼和杨建国又不约而同地逍遥起来，杨建国去坐茶馆下棋，李轼去江边游泳。
若干年后，李轼和吴能摆龙门阵，提到当初那一段经历。说他去参加学校造反组织时，那组织的几个一线领导都跑到北京去了，留下几个二线领导在那里撑着门面，人员也就二十来人，上街游行宣传都扯不起场子。吴能很幽默地说：
“你这就是投机革命赶上时候了，他们急需要扩充人马，只要有人投靠，不分良莠，一律收编。我们那时都不敢要出身不好的，怕招致对手攻击。再者说，你运气不错，遇到的小环境还行，没有受到太大的为难。我晓得一些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都夹起尾巴做人，你还公然去参加造反派。”
李轼一笑说：“当时我是没有多想。后来才晓得有些搞得‘左’的地方和单位，对所谓出身不好的人，手段也是很毒辣的。我才庆幸自己造化大，居然能混迹于革命队伍又全身而退。”
吴能被暗算后，表面上像有同学说的那样“被退了神光”，打蔫了。实际上像跟他交好的方二等人就明白，吴能是内心变了，从刚开始的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到不再相信文化大革命。因为吴能在私下对方二等同学说过，“文革”就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对老百姓而言，就是煮豆燃豆箕。我们这些学生不管是哪派都成了上层的工具，干了不少蠢事。
对吴能这些想法，李轼也有类似的看法，不过他不如吴能那样明白，“文革”时，吴能这些高三学生已经19或20岁了，算是成人了。而李轼他们这些初三学生只有16或17岁的年龄，很多事就只晓得一个表面情况，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是运动本身的混乱不堪，让他们明白过来，这种运动只能给社会带来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