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州的战局，全都反馈到了洛阳中枢。听说贺拔胜叛投尔朱仲远，朝廷在恼怒之余，也对之前一同归附的独孤如愿产生了疑虑，不放心让他继续待在京师，于是将其遣出朝堂，以平南将军出任荆州新野镇将、带新野太守，顶在了荆襄战线的最前面。梁将陈庆之侵袭豫州，包围州治悬瓠城，朝廷虽然担忧不已，可是却没有任何援军可派，结果还是广州刺史周惠主动救援，解了豫州的燃眉之急。
然而和豫州比起来，河北的形势却更加严峻。先是河北行台魏兰根败于侯渊之手，丢盔弃甲的往附渤海高乾；继而大都督裴庆孙与尔朱世隆私通，被大行台源子恭追还河内斩杀，手下士卒扰动，到尔朱兆、尔朱世隆兵进丹谷时，驻守太行岭的安东将军史仵龙、平北将军阳文义相继变节，六千士卒一朝尽丧；至于并肆诸州大行台杨津，他现在还留在邺城，努力征召士卒，根本没有能力出战。
失去了太行岭，能够挡住尔朱兆的，就只剩下了源子恭驻守的北中城以及大河，形势已经和当初尔朱荣与元颢对峙时差不多。可是，元颢当时有十万台军，还有陈庆之的白袍军，尚且被尔朱荣突破大河防线，朝廷现在却只有区区数千宿卫，如何能够挡住尔朱兆的进攻？
眼见形势如此急迫，元子攸不禁怀念起周惠来。当初安排下三路行台的时候，他就坦言不能成事，并且一一指出了其弊端，当时城阳王元徽还不服气，可结果却和周惠的判断如出一辙；此外，当时他还劝朝廷加强战备，却由于城阳王元徽的阻拦，最终未能实施，否则朝廷至少能够拒河而守，断不至于像如今这样窘迫。
看来。当此纷扰之际，朝廷需要的是周惠那样的能臣，而不是元徽那样的信臣。信臣虽然可靠，却没有办法应付当前的事态。解决朝廷的困境。
只可惜，他醒悟得太晚了，如今大错已经铸就，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他这个天子，又到了不得不出狩的时候。
出狩哪个地方？河北自然是不成的。失去太行岭，尔朱兆、尔朱世隆已经能够纵横河北诸州；东面的青州也不行，虽然是嫡亲母舅李延寔的控制范围，可三徐的尔朱仲远随时都能北上；西面关中的尔朱天光，虽然接受了朝廷赐封的王爵，其心思却无法忖度，去了说不定是自投罗网；所以，他唯一能够去的就是南面，那里有广州刺史周惠，有担任三荆二郢大行台、荆州刺史的从舅李琰之。都是他亲自提拔和任命的嫡系。
元子攸主意一定，立刻颁布了两道诏旨。其一是任命御史中尉高道穆为卫将军、大都督，兼尚书右仆射、南道大行台。其二是晋封京兆王元愉之女、南阳王元宝炬之妹元明月为襄城公主，别封阳城县开国伯周惠为乌程县侯。
这两道诏旨，传达出的涵义是再明显不过。任命高道穆为为将军，是把宫中宿卫交给他统领，兼任南道大行台，则是让他护送天子和中枢往南迁移。至于赐封元明月，很显然是看在周惠而非元宝炬的份上，所谓未嫁从父从兄。既嫁从夫从子，元明月已经出嫁，自然是从着作为丈夫的周惠；况且，周惠本人也得到了封赏。虽然只是个乌程县侯的散爵，没有什么封邑，但却是义兴周氏在晋朝时的家传爵位，代表着元子攸对周惠为义兴周氏家主的正式认同。
诏书发到尚书省，引起了录尚书事、城阳王元徽的极大愤恨。他没有想到，元子攸居然绕过他。一个人作出了南狩的决断，而且居然不是由他负责。还有对周惠夫妇的赐封，虽然是为了保障南狩通道，可天子明知他和周惠严重不和，却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这不是在打他的脸吗？
愤恨之余，元徽又感到极大的惊恐。很显然，天子已经不再完全信任他；而一旦中枢南移，朝廷能够掌握的州郡将大大减少，广州作为三万户的上州，以及荆州的北面门户，刺史周惠的地位将急剧上升。
这种可怕的情况，是元徽无法容忍和接受的。特别是那个周惠，经过数次交锋，不仅没有被他打倒，地位反而越来越高，早已成为他内心的一根尖刺，每每刺得他胸中发闷、心头滴血；到了如今，甚至有可能夺走天子对他的信任，并且对他的地位造成严重的威胁。
元徽决定阻止这件事情，哪怕是影响南狩大计也在所不惜。
那么该如何阻止呢？
元徽略一思索，很快就想到了上谷寇氏。这一家是广州最大的士族，族中的现任梁州刺史寇隽寇祖俊，前广州刺史寇峤寇遵乐，现任东荆州刺史寇朏之寇长明，都是他所提拔。另外，寇隽的兄长、寇峤及寇朏之的叔父寇弥寇祖仁，还是他的亲信故吏，目前在他手下担任尚书郎。
上谷寇氏在顺阳、汝南、汝北三郡生息三十余载，影响遍及附近诸郡。自三年前设立广州以来，州中的别驾从事史、主簿、本郡中正等佐官，各大郡和本郡的太守等主官，一直都由寇氏垄断着。如现任襄城太守寇炽寇绍叔，原本就担任着广州别驾，为州中第一佐官，当刺史出缺时，便由他代理州务。
在这个时代，州刺史想要治理好辖区，就必须和州中大族处理好关系。否则的话，仅靠州中的那些公廨田和租赋份额，一旦遭遇什么变故，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财力和人力应付下来。更极端一点，甚至有大族将刺史驱逐出州，或者直接予以诛杀。
因此，元徽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只要他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