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远计，新起一港，可避开江南原有的商贸布局，跟闽广关联更紧。同时此处荒僻，也避免开初跟民人冲突剧烈。”
李肆一言定鼎，就此就一颗钉子，牢牢钉在了江南。这座暂时定名为“龙门”的港口，此时还只停留在相关人等的脑子里，日后还将几改名称，最终成就正果。而它的位置跟李肆那个时代大上海之南的芦溪港就没差多少。
当西院把朝廷关于江南通商事的决议传播出去后，一国工商为之沸腾，大家都看出了这其中的绝大利益。同时也为朝廷决意放开手脚，容他们在江南自由折腾而狂欢。
工商高兴了，读书人不高兴了。别忘了，几年前从江南投到英华的读书人，如今已满布英华朝堂和地方。这些读书人早已不是什么腐儒，甚至不少都脱离了儒贤之流，成了“天道主义”分子。
不管是关心江南同胞的命运，还是对工商势力要自由折腾的警惕，这些原本正抱团推动东院推举事务的读书人，通过各种途径，将反对之意传递给了朝堂。包括已升任福建泉州知府，给自己取号板桥的郑型。
军中不少江南读书人出身的将领，也从私人途径，表达了对江南之事的担忧。这些人以军界戏称为“江南三杰”的黄慎、徐师道和庄在意为首，主动请缨，希望朝廷能派遣陆军入江南，不让国中工商在江南搞得太过火。
九月下旬，英华朝堂颁布《通商条例》，这个条例跟早前的《航海条例》一起，被后世史学家称呼为“陆海殖民法。”奠定了英华的百年殖民国策。
此时的《通商条例》将范围局限于浙江、江苏和安徽三省，细节繁多，核心思想就是那一条。江南之地，英华自由通商，满清要从官府层面阻扰，英华就动用军事手段。要推动民人阻扰，工商自理，后果英华朝廷概不负责。
这里藏着的极大隐患，自然就是郑板桥和那江南三杰为首的国中“江南派”所担忧的，《通商条例》也一并作了补充。
人民战争嘛，既然是人民，那就不止工商。英华读书人也能去，工商所组护卫队，也必须由英华朝廷所派军官监管，受军法约束。英华的医卫慈善人士也能去，自然，天主教的祭祀们，更是重点照顾对象。
李肆北望江南，心中就一句话：“看这江南，到底会是谁的人民，到底会是谁的人民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