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也说：“对，他就是要和法庭打消耗战，我们都身在异国他乡，他们都在本地，想仰地利之便，拖垮我们。”
梅汝璈换了种g气：“并且，最起码的目的是，多延误一天，战犯不就会多活一天吗？”
众法官都笑了，气氛顿时轻松起来。
苏联法官笑着对梅汝璈说：“至少你们中国和美国的法官检察官们，都能够就近得到各自派出的占领军的支持，怎么看也不算是孤军奋战。”
梅汝璈说：“至少，我们的目的都是相同的。所有的战犯必须得到正义的审判。”
休庭结束后，法官们依次走进大厅。全场落座后，卫勃向美国法官点点头。
美国法官说：“经过我们十位法官讨论，一致认为：根据法庭宪章第二条，法官是由盟军最高统帅依照各国政府的推荐而任命的。因此，我们没有权力决定我们之中任何人的任免或是回避。”
卫勃补充道：“也就是说，在座的28名被告无论有罪无罪，必须接受本军事法庭的最后审判。”
卫勃敲下一记重锤：“下面，继续进行认罪传讯。请被告对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提出的起诉书的有罪指控进行认定。”
卫勃说：“被告荒木贞夫，你承认有罪还是无罪？”
“我请求法庭批准由我的律师回答。”
“法庭要求你必须亲自回答。”
荒木贞夫犹豫着，生怕自己说错了什么：“我已经阅读了起诉我是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有关所涉及的第一个问题……”
梅汝璈见荒木如此啰唆，忙对卫勃耳g：“他要长篇大论了，赶紧制止他。”荒木还在继续：“……对和平以及人性的犯罪，荒木我在七十年的生涯里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卫勃打断了他：“现在不是演说的时候，你只需要回答有罪还是无罪？”
荒木一怔，停了一下，喃喃地说：“我不承认任何指控。我无罪。”
战犯们一一站起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回答：“无罪！”
法庭上以日本战犯辩护团副团长、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广濑一郎为主导的日方辩护律师团组织庞大，并且人数众多达一百多人，日本战犯辩护团以不熟悉英美法系为理由，又特别要求法庭为他们的当事人配备熟悉英美法诉讼程序的律师参加。为示公正，盟军总部批准了这一请求，由美国陆军部为每个被告义务派遣了一名或两名美国现役军人律师参加辩护。无形之中，这个措施又增加了审判的难度。
辩护团在法庭上采取拖延的战术，不断制造事端，打乱审判的程序，使得审判进展得十分缓慢。
与此同时，审判的绞索一直在追逐着天皇。
战争结束前夕的1945年6月，美国政府依靠盖洛普社作了舆论调查，对战后该如何处置天皇的民意表明：一、杀死或刑讯使其饿死的占7％；二、24％的人认为应加以处罚或流放；三、进行审判给以定罪处罚或作为战犯加以制裁的回答占17％；四、3％的人回答可作为傀儡加以利用；五、不作任何处置的回答为4％；六、回答不知道的占16％。在被调查者**计有77％的人要求对天皇进行处罚或审判。在冲绳战役中；浑身伤迹和烟痕的美军士兵一面高喊着“裕仁!裕仁!”一面作出斩落级的手势。
中国是日本战争罪行的最大受害国。制造“九;一八”事变，成立伪满洲国，入关侵占华北，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扩大侵华战争，以及暴行、惨案、饥荒、废墟，一桩桩一件件，哪一件不渗透着天皇的阴影和罪行。战后中国自然要把天皇裕仁列入战犯名单。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孙科表讲话称：“为使这几年的惨祸不致在中国重演，为使无数先烈的鲜血不致白流，必须从日本除掉军阀这颗毒瘤，同时必须消灭天皇制度!”
漫长的战争，对广大的日本人民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日本投降时兵员已达72o万人，平均两户人家就有一个当兵的。据日本政府远非完整的统计，确认的战死者过了156万，永远伤残和下落不明者55万。1937年至战败，仅临时军费即高达一千八百七十亿日元。沉重的军费使课税严苛，物价猛涨，黑市广延。东京的粮食、衣物、燃料的价格上涨了三、四倍以上，对劳动人民来说，一束棉纱变得异常贵重。饭吃不饱，往往是几户邻居分吃一只小南瓜，有时为了一棵葱生争吵。就当人民的精神和**在痛苦中煎熬的时候，那些在战争中了财的军阀、官员和大资本家们，却仍然耽于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他们挣破宗教般浑混而坚固的束缚，从心底出了呐喊：“打倒天皇制!”
这是在天皇的皇座下爆的火山和洪水。在战后于东京举行的一次“追究战犯人民大会”上，演说者尖锐地指出：“天皇是最高的战争犯!”台下立即电火交织，’爆出雷鸣般的掌声。至于究竟怎样确定天皇的战争责任，新上台的币原内阁会议提出了如此见解：
(1)深信帝国鉴于周围之形势不得不进行大东亚战争。
(2)天皇陛下极为希望对美、英的谈判应始终坚持达成和半解决。
(3)有关决定开战、贯彻执行作战计划等，天皇陛下只有遵从实行宪法中形成的惯例，不能驳回大本营、政府已决定的事项。
天皇自己也走到了幕前，他说：“怎样才能避免这次战争，我曾煞费苦心地凡能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