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接着给雨亭大帅讲解：“起点不一样。我们尽量就科学和逻辑来陈述社会，个人也是按照科学按部就班地做事，个人还是各自的信仰。罗素的理论，实际上起点就是就是个人的虚空，否定任何信仰，去讨论外在的自由。他能够到哪，哪里就是他的自由的范围。”
“实际上他的逻辑中，无上帝，无君主，无道德，无正义，也是反知识的。他的上帝是在他达不到的地方，等于没有！他提倡不让孩子思考，只让孩子去拓展自己的空间。他自己是自己为中心的自由神，提倡每个人都是如此，然后再谈民主。必然造成女权过分，人们思想完全解放。家庭估计也没有了。”
张作霖说：“道可道，非常道。矫枉过正，先在屋里开个窗，也是可以的。”
胡适之说：“老帅大悟性。这事情我是不屑的，其实罗素教授很是称赞我的文章，他的意思是，我用欧美思维写出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历史。但我没有理会这个赞扬。他们实在是太解放了，超出我的理解。”
张作霖说：“思也，无涯，自由也无涯。除非回到我的德治；法治，实际上是个太难弄的玩意儿。希望那些数学哲学家的东西，能够起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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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几个燕京宗教学院的教授也在讨论这次华北议会的事件。
司徒雷登说：“你们都是神学院教授，我们不能这么放弃我们的声音。我们燕京大学的基督教神学院，现在的宗教学院，也要求在议会演讲；不能让这些自然神论者把华北议会带偏了，我们要求他们要宗教中立。”
赵紫宸说：“上次强令庸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也没有参加。其后我听说他的讲话，我很是赞同。不知道校长大人您的看法如何？”
司徒雷登在中国很长时间了，其实他也是有怨气的。但是长期的基督徒生活，让他已经能够化解各种心结。他说：“赵院长，那天是校务活动，所以没有你的什么事情。关于宗教的谈话，克莱尔强是希望我们能够培训中国的精英人物，是脊梁的角色。而不是聪明又灵活的变色龙基督徒。”
赵院长说：“所以，我们要把宗教学院的资金都用在宗教事业上。请尽量公开我们宗教学院的资金来源和使用情况。否则我们申请与燕京大学分开。”
司徒雷登这次真的是忍不住了。他说道：“我们现代大学的宗教学院，既要传导宗教给那些献身宗教的人，也要传道给我们整个大学的那些非基督徒们。所以，宗教学院要把大学看成你们的推广场地，而不是关在书院中自己培养弟子。”
赵院长说：“我们始终在做这件事。你是一个生在中国的人，应该知道那些在非基督徒师生中传教的效果。我认为不需要再浪费金钱了。我知道李荣芳前院长与您交涉过。这次强令庸的到访，让我感到燕大作为教会大学的羞愧。而我的宗教学院院长更是无法自圆其说。如果你不能公开宗教学院的经费，我将辞职返回东吴大学。”
司徒雷登无语。看来自己的理想，因为上面的压力，和内部的挑战，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雷振春校务委员插话说：“因为这次是突然的事件，我们只要请示一下议会，看看是否有这个需要。宗教学院的资金还是公开为好。有些事情是可以谈判的。”
司徒雷登说：“好吧。既然你们都这么想，我马上让财务部与您们讨论宗教学院的资金，你们自己也要去寻找资金。这些资金虽然是我用宗教学院募捐来的。但你们知道，我是给整个燕京大学弄来的。谈判看看，你们要发展到多大规模，就领多少。要给学校留下多一些。再发展，你们自己出去募捐。”
赵院长说：“这才是合作的态度。我们宗教学院就是要在中国培养信仰的中间力量！我会向强令庸申请给一些赞助，听说他们南方有慈善基金，看看是否有基督徒的事业。”
李荣芳老先生看他们争起来没有完，就说：“你们去华北议会申请吧。我去议会演讲，我从希伯来文的讲义中直接讲解，让他们感到圣经中语句的美妙。汉语翻译的意思，他们太费解了。”
对于议会这些人该讲些什么，大家也都没有概念。最后都同意李荣芳的建议。
这次争论，让司徒雷登做出了较大的让步，燕大的宗教学院总算为中国本土培养了更多的高级宗教学家。让张崧年的自然神教的自由派，得到了有效的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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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这时期在广州，这是一个真正的儒者。他琢磨很久也没有琢磨明白，怎么只能向外找阻挡，不能向内心寻求安宁。
儒家讲究的“慎独”，就是内心是信仰的根基。这个怎么就被弄成了相反呢？或许应该回到北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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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回来后召集国子监的翰林们开会。大家对这些西方哲学的传播讨论一番，结论是利大于弊。毕竟这些极端的推理，让大家能够认识到人的认识能力的极限。这种极限的思考练习，让人们对宗教的认识进一步提升。
陈垣要求大家仔细制定中学教材的编制计划。并把学生家长的家庭教育教材尽快发行，并要求教育部收集反馈信息。
走在路上，强霖对张崧年说：“对于罗素哲学引起的风暴，我是有预感的。欧美自由文化，都容不下罗素随便乱讲，所有欧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