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明朝的太监，还得感谢朱元璋，虽说朱元璋生平便严令太监不得干政，但俗话说怕什么来什么，纵观明朝后期，几乎都是一部太监史，王振、尚铭、冯保、刘瑾、魏忠贤，个个都是厉害的角色，可以说，明朝的灭亡，多多少少和太监有些关联，若非太监，朱棣靖难不一定成功，当然这个是后话，我们先来看看明朝的太监。
自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后，太监的地位便显示出来了，虽说朱元璋乃是超人，一个人干四五人的活计，不成问题，但他的子孙并非超人，朱元璋死后，他的子孙很快便废除了太监不得干政的禁制令。
永乐时期，司礼监仍为宦官的一般衙门。但到宣宗朝，司礼监的地位开始得到提升。宣德四年（1429年），特设内书堂，命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而太祖不许宦官识字读书之制从此废除。内书堂直属司礼监，其主要任务是为二十四衙门提供有文化的宦官。负责记录御前文字的太监和掌封进本章、发行谕批的文书房宦官亦均出自内书堂。
伴随着内阁票拟的制度化，司礼监秉笔太监“批红”的制度应运而生。票拟出现之后，依制阁票应由皇帝亲自批答，但实际上早在宣德时期皇帝已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久，代替皇帝批红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即应运而生。正统以后，每日所奏文书，除皇帝御笔批数本外，其他都归众太监拟照阁中票拟字样用朱笔楷书批写。与此同时，司礼监自身的权力和结构也进一步高涨和严密化。首先，司礼监将宦官各衙门的主要权力逐步集中到自己手中，举凡镇守太监的调派，同三法司录囚，提督京营、东厂等大权皆归属司礼太监。其次，在组织形式上，司礼监已形成为一个以掌印、秉笔太监为首脑的和内阁部院相对应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司礼监实质上成为内廷的另一内阁，其掌印太监实际已成为与内阁首辅对柄机要的“内相”。
《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载：“……司礼今为十二监中第一署。其长与首揆封柄机要，佥书、秉笔与管文书房，则职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内使俱以内翰自命，若外之词林，且常服亦稍异。其宦官在别署者，见之必叩头称为上司。虽童稚亦以清流自居，晏然不为礼也。内官监视吏部掌升选差遣之事，今虽称清要，而其权俱归司礼矣。”王振、尚铭、冯保、刘瑾、魏忠贤等皆曾任司礼监之主管。
这种秉笔太监的制度及其有关限制，如果执行得当，皇帝可以成为文臣和太监之间的平衡者，左提右挈，收相互制约之效。然而情况并不能经常如此。几十年前就曾出现过刘瑾这样权倾朝野、劣迹昭著的太监，后来的大太监，冯保更是和张居正联手，一时威力无穷。
当时，冯保既与张居正关系密切，而惟一足以驾驭他的皇帝又正值冲龄，因时际会，他就得以成为一个不同于过去“无名英雄”式的宦官。当然，在小皇帝万历的心目中，绝不会想到他的大伴正在玩弄权力，贻害朝廷。冯保给人的印象是平和谨慎，虽然算不了学者，但是喜爱读书写字，弹琴下棋，有君子之风。他之得以被任为司礼太监，也有过一段曲折。原来在嘉靖时期，他已经是秉笔太监之一。隆庆时期，他被派掌管东厂。东厂是管理锦衣卫的特务机构，乃是皇帝的耳目，根据过去的成例，管厂者必升司礼太监。而由于他和大学士高拱不睦，没有能够升任这个太监中的最高职位。直到万历即位，高拱被逐，他才被太后授予此职，此后二人通力合作，创建了名噪一时的“万历新政”，这便是秉笔太监的厉害。
但内阁的设立是客观的需要，司礼监的势力则是出于皇帝主观的需要，尽管他们的权力被后人称为有宰相之实，但从制度上可看出内阁、司礼监都没有掌握独立的相权，而是被皇帝成功地分成两个部分，成为明朝皇帝集中皇权的两个政治砝码，它们各居一端，在皇帝的控制下，保证了皇权的集中和正常运行。即使皇帝疏懒、年幼或无能，这两个砝码也没有改变平衡机制的能力。明代大多数皇帝深居宫内，却能够维持统治，这不能不归功于这种平衡机制。有其利则有其弊，明代监阁体制在发挥其合理功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在国家政治方面产生出宦官之祸等负面影响。
随着后来的太监和皇帝的关系越来越好，其权力几乎大过了内阁，就如明熹宗事情的超级大太监，魏忠贤，此人通过太监魏朝介绍投入王安门下，颇得信用。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光宗朱常洛只当了一个月皇帝就病死了。他生前宠爱选侍李氏，要她照料皇长子朱由校。李选侍恃宠骄妒，不许朱由校与他人交谈，逐渐控制了他。朱由校即位时只有十六岁，李选侍欲继续控制朱由校，让他留居乾清宫。御史左光斗、给事中杨涟及阁臣刘一憬等倡言移宫，几经争执，李氏被迫移居仁寿殿。这一事件称“移宫案”，与万历时的挺击案、泰昌时的红丸案合称“三案”。“三案”本身对魏忠贤的命运不会发生多少影响，但一些阁部大臣对“三案”态度暧昧，引起言官们的猛烈抨击，门户之见，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给魏忠贤造成一个十分有利的客观环境。
而熹宗皇帝自小由李选侍抚养，对她有依恋之情。这种关系被官僚们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