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述决定“放开报禁”之后，民间的报纸迅速增加，全国达到一千多种，讨论的内容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就是中国女权运动的兴起，在全国引起了大讨论。引发这次大讨论的，是吴虞假妻吴曾兰之名发表在《女界报》的《女权评议》一文。
吴虞，生于1872年，四川新繁人，留学回国后，在成都担任教职eads;重生之娇娥锦绣。虽偏居西南一隅，却在《女界报》等刊物上发表非儒排孔、非孝平权的言论，痛斥“圣贤误人深”“孔尼空好礼”，得到鲁迅等人的肯定。他发表《吃人与礼教》一文，是提出“吃人的礼教”观点的第一人，更被鲁迅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但在当时大多数保守人眼中，他是那个时代中“中国社会的病人”。
吴虞的女权思想，正是当时社会转型期新旧女权思潮交汇的写照。在《女权平议》一文中，吴虞先放眼全球，从西方哲学大家谈起：“欧洲自卢梭、福禄特尔，穆勒约翰，斯宾塞尔诸鸿哲提倡女权，男女渐归平等”，再以美洲的女性受教育、参政议政举例：“美洲男女同校，自小学至于大学，学科一律；女子之成绩，反优于男子。立法，司法，行政，女子皆得为之。”随后，他以进化论的思想，指出女性地位的低落的历史原因：“由渔猎生活之平等夫妻时代，入于耕牧生活之不平等的夫妻时代，则妇女失其自由，为男子之财产，为男子之奴隶矣……是故女权之重，男权之优，乃自有其先后，而非同时见其优重。进化之迹，不可诬也”，同时，他又引用旧学文章中压抑女权的经典篇章：“吾国儒教，素主宗法社会之阶级制度，故尊卑、贵贱，上下之义，均由《易》发其凡，文字具存，勿能深讳，儒教恒以君比父，化家为国，此亦其一端，不得皆指为汉儒之瞽说。”
吴虞并不是最早撰文提倡女权观念之人，也不是唯一一个。早在19世纪末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就受西方传教士和洋务派的影响，接纳了“天赋人权”的思想，提出带有近代人权观念的妇女观。除了提倡女子权利，禁缠足、兴女学、提倡女子参政、办女报更是维新派具体的女权实践。1889年7月24日，中国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创刊，主编和主笔均为女性，其中包括康有为之女康同薇、梁启超夫人李惠仙和《无锡白话报》创始人裘毓芳等。维新人士的妇女观以中西共融为主，虽吸取西方女权思想精华，但因其改良派的立场，始终跳不出维护孔教的窠臼，对封建礼仪的推崇和遵守是其推崇女权的前提。在这一点上，吴虞的观点比维新派先进，他并不认为封建礼教是需要尊重和恪守的。
接受西方思想教育的容雪，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唐群英、吕碧城、秋瑾、沈佩贞等女权主义者都团结在容雪的周围，争取中华帝国的男女平等。看到吴虞的这篇《女权评议》，容雪等人很高兴，决定拿去给李经述看，让他推动相关的改革。
那日，阳光不错，只是风里还夹着一些冷意。李经述在总统府后花园的亭子里，和廉政局局长袁世凯、廉政局常务副局长谭嗣同讨论全国反腐的情况，他们坐在椭圆的石凳上，围着一张石桌。
容雪拿着两份报纸来找李经述，一份《女界报》，一份《大公报》。《女界报》上刊登了吴虞假妻吴曾兰之名发表在的《女权评议》，《大公报》上面刊登了吕碧城写的《论提倡女学之宗旨》。
吕碧城在《论提倡女学之宗旨》认为：“女权之兴，归宿爱国……实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自强之道，须以开女智、兴女权为根本。”她提议国家开设专门的女子大学。
《大公报》主笔刘孟扬看后将这篇文章重点刊登，并感慨说：“以女子论女学，故亲切有味，耐人深思。至理名言，非同肤泛……吾敬碧城女史，因而不敢轻视中国之女子焉。果有闻女史之言而兴起者，则女学昌明，女权大振，家庭中有好教育，国民中自有大英雄，尚虑国家不能强哉？”
容雪把两份报纸递给李经述，说：“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我觉得很有意义。国会应该尽快制定法律，允许各地开设女子大学。”
李经述看完了文章，递给谭嗣同，“复生，你一向对女权也很热衷，你看看这文章怎么样？”
谭嗣同阅后，直夸赞吕碧城：“此文能辟新理想，思破旧锢蔽。欲拯女同胞出之幽闭羁绊黑暗地狱，复其完全独立自由人格，与男子相竞争于天演界中。实属难得。”
容雪听了，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小酒窝和以前一样动人，李经述看了她一看说：“兴女子大学之事，梁启超总长在国会提出来过，已经组织讨论过数次，但是反对的议员太多，毕竟在保守的议员观念里，‘女子无才便是德’根深蒂固呀eads;婚约者。”
容雪说：“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出面。外界甚至有传言说，你是反对男女平等的，因为你有两个老婆，很多高官也有很多老婆。”
李经述听容雪的语气，倒是有几分醋意，正准备开口，一旁的袁世凯有点着急了，袁世凯十七岁就在老家河南成婚后，陆续纳了9位小妾，是高官中妻子比较多的，他说：“大总统在以前就是皇帝，三宫六院都很正常。两位夫人算什么？更何况，现在哪个有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