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是每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公民都会为之感到骄傲、光荣的时代,霜芽儿走出人群,用手扶着我的胳膊,说,大先生,把酒瓶里的那点酒全喝了吧,今夜要让大先生痛饮,我们劳动人民已经获得了解放,所以值得痛饮,那些拥挤在红墙院子门口的丫环、小厮都说,大先生,喝了吧,喝了吧,不管怎么样,我们永远是你的亲人,喝了吧,大先生,我激动万分,仰起脖子,把酒瓶里的剩酒一饮而尽,然后丢了酒瓶,对大家边看边笑。

隔天一早,我带着顾福礼,跑到李唐城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我对政府领导说了自己愿意捐献吉府宅院及府里文物的意愿。政府领导说,大先生有此觉悟,说明大先生已是新社会当中的一员了,新社会号召每个公民都要大公无私,为建设新中国作出贡献,这次政府对吉府有政策,不是捐献,而是收购,所以大先生同意的话,就在收购合同上签字。我签了字。在签字时,有政府工作人员拍了照。几天后,这张照片,连同吉府宅院及文物被政府收购,政府准备将吉府宅院改造成为庭院式博物馆的消息,一起被刊登在了报纸上。

经过数月准备,新博物馆开馆仪式举行,李唐城政府领导及各界知名人士出席了仪式。我被任命为博物馆副馆长,日本友人川次郎被任命为顾问,顾福礼也有任命,他的职务是博物馆文物管理科副科长。

在此前几天,准备布置博物馆展厅,我提出,要将“四壶”放于同一间展厅的同一个展柜里向公众展出,川次郎也十分赞同我的意见,他对这四件文物也有感情,特别是唐代酒壶,要是没有川次郎的捐赠,这件文物就会流失海外,去向日本了。

欢庆仪式结束,我带着博物馆部份工作人员,把市里各级领导送到博物馆门口。当时在门口大街旁边,落满了鞭炮炸过后飘下的红、绿色纸屑,有几个清洁工人正在清扫这些纸屑。我对街景观望了一会儿,便要和川次郎、顾福礼转身走入博物馆,却突然听见有人在街对面高声喊,大先生,大先生……我回头找人,原来是骆花带着助手来了,两人跑到我跟前,都笑,后来骆花先开腔说话,大先生,助手是来问你要吉府财产的,骆花说完,带头笑起来,大家跟着笑,笑得最厉害、最幸福的是助手,我笑过后,问助手,你手上那张纸条呢?助手仍在笑,他双手一摊,说,没有啦,不见啦,掉啦,我摇头,这怎么办?我说,这怎么办?没有凭据,吉府凭什么要分财产给你?在场人又一次大笑起来,顾福礼说,还吉府呢?吉府已经没有了,不见了,掉了,现在这儿是李唐城博物馆,是国家单位,要分财产,就找国家单位去分吧,助手笑着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如今是医院里的医生,也是正式国家单位里的人,我今天是来庆祝新博物馆成立的,要分财产?我这是在跟大先生开玩笑呢,大家都在欢闹时,川次郎哼出了一首歌曲,细细听,是那首很著名的歌曲,歌名叫《**的话记心上》,嘿,一个日本人,竟然会唱这首歌曲?川次郎头一仰,说,我的怎么不会唱?我的会唱,你们的会不会唱?会哪,大家响应,川次郎说,好,乘着今天高兴,我的指挥,你们的合唱,好呵,大家应着,都等川次郎挥手指挥大家唱歌,川次郎手儿一举,开始,一下,两下,三下,开始:“太阳出来照四方,**的思想闪金光,太阳照得人身暖哎,**思想的光辉照得咱心里亮,照得咱心里亮……”大家唱得情绪激奋,声音嘹亮,正在这时,从街道旁边钻出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少年,他高声问,谁是吉府里的人?我闻言,身子微震,因为看他气乎乎的样子,猜想可能会有什么事要发生,我让大家先停一下歌声,问青少年有什么事?青少年气愤地指着我,说,你是吉府里的人吗?你们吉府说话不算数,欺负人,你们吉府两位姐姐骗了我,原来这个青少年就是好多年前爬到树上,把树上一顶西瓜帽摘下来,送予算旦、算芭的那个人,当时算旦、算芭答应他,事后回送他一只楔狗,当时他只是八、九岁的孩子,我听他说到“吉府里两位姐姐”,心情变得沉重起来,我也不理青少年,只顾自言自语说,两位姐姐没有了,没有了,“四脂”没有了,不见了,走了,青少年越来越愤怒,一手狠狠指着我的鼻梁,大声说道,我不管,我把帽子给了两位姐姐,两位姐姐没把楔狗给我,你们吉府骗了我,骗了那时候的一个孩子,我爬上树,摘下西瓜帽,把它给了两位姐姐,可楔狗在哪儿?没有,半条都没有,青少年说着说着,便跳了起来,后来是暴跳如雷,跳到大街当中,声音嘶哑地叫喊道,你们吉府欠我一条楔狗,你们吉府欠我一条楔狗,你们吉府欠我一条楔狗,你们吉府欠我一条楔狗,你们欠我一条楔狗,你们欠我一条楔狗,你们欠我一条楔狗……

8年3月至2009年12月写于苏州裹足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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