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动荡的长江水道一样，此时的长沙城也是出于一片混乱之中，之前还被饥民们称为青天大老爷的庄赓良在得到署理湖南巡抚的授权之后立即对饥民举起了屠刀，当场就造成了上前饥民的伤亡。
徐卫之前早就预料到事情的最后不管是哪一方胜利都是要武力镇压饥民的抢粮风潮，所以他在事发之前便通过自己的父亲命令湖南新军统制徐斌将全部的新军以实战演习的借口全部召集到长沙城外，于是在屠杀突起之时便立刻进城，用最短的时间内制止了庄赓良所带领的巡防营对饥民的屠杀。
饥民抢粮的根本原因在于食不果腹，而徐卫之前对长沙饥民的承诺为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将粮食运到长沙，此时距离之前的承诺才不过七八天的时间，纵然徐家有粮食也不能够这个时候拿出来，否则事情就要穿帮，之前的努力也将付之东流。
长沙虽然缺粮，但供给长沙数十万百信半个多月的粮食还是有的，不过这些粮食都囤积在长沙士绅以及粮商的粮仓内，所以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将这些粮食征收出来，然后以平价出售给百姓，以解燃眉之急。
庄赓良的屠杀并没有进行多长时间就被进城的湖南新军制止了，并且还缴了负责镇压饥民的巡防营的枪械，不过这一次的缴械与上一次徐卫遇刺，护卫队将巡警道的巡警的枪械缴了不同，这次算得上是以官面的身份实施半合法的行动。
在长沙粮食危机初现倪端的时候，徐麟就在儿子的嘱咐下开始注意各大粮商和士绅们对粮食的收购，当时这些粮商和士绅正在与湖南巡抚岑春蓂比这收购长沙内周围的粮食，于是为了吸引粮食的来源，他们的收粮声势做的都是非常大的，这也让徐麟所派的人能够更好的统计各家收购的粮食。
为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长沙的缺粮事件，在湖南新军控制整个长沙城之后，徐斌所坐的第一件事便是以徐麟的名义给长沙的每一个囤积粮食的士绅家族发了一张请帖，邀请这些士绅到城外的徐氏工厂商讨长沙缺粮事件。
湖南绅权特重。这是清末的常识，这种士绅的特权，跟湘军因洪杨之乱崛起有关，平定洪杨之后。朝廷担心湘军尾大不掉，动手遣送，那些起于行伍的湘军官兵，带着天大的平逆之功，以及从各地搜罗的珍宝金银。回到湖南，变成硕大无朋的士绅集团，外有奥援，内结同党，有几个地方官敢拿顶子去跟他们拼。
抢米风潮，表面上看是官民冲突，湖南大荒，米价腾贵，官吏又无所作为，导致长沙百姓骚动。而巡警道赖承裕面对民众时说的“一百文的茶有人喝，八十文一升的米就嫌贵”，这句话成为长沙抢米风潮的直接导火索。
赖承裕后来说，这句话不是他说的，而是湖南巡抚岑春蓂在电话里对他的训话，赖不过转述而已，无论如何，官吏处理不当，激成民变，是可以肯定的。
根据后世的发展。长沙风潮之后湖广总督瑞澂、新任湖南巡抚杨文鼎会奏的折子，对巡抚岑春蓂、藩台庄赓良等地方文武多有维护，对当地士绅则大加打压，他们向朝廷表示。湖南米价调涨，正是由于王先谦、叶德辉等士绅垄断粮市，囤积居奇，而且在官府下令禁运粮食出省后，还联合洋人大量运粮出省，导致湖南遭遇空前粮荒。全省公私存米，不足两月之食。
米价往日不过二三千文一石，水灾时也不过四千余文，此时却高达七千文以上，官方调查一致认为正是士绅的囤积，加上长沙市民与洋人的日常冲突，才导致抢米风潮演变成反洋人、反新政的暴动。
湖南官员的报告里要求，将长沙士绅王先谦、叶德辉、杨巩、孔宪教，即行革职，从重治罪，折子还说现值朝野筹备宪政之际，正官绅协合进行之时，如任听此等劣绅，把持阻挠，则地方自治，恐无实行之望。
这种要求被朝廷采纳了，湖南绅权遭到了空前的打击，余波所及，即使开明士绅一派，也不免于难，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带头上奏，认为湘乱由官酿成，久在洞鉴，事前湘绅屡请阻禁、备赈，有案可查，但上谕批复是谘议局职司立法，不宜干预地方政事，等于是驳回了他的请愿。
其实事发之后街头的风评也很不利于士绅，一首竹枝词责骂他们为“事变发生，议员满堂，噤若寒蝉，无一仗义执言之人”，更重要的是，抢米风潮中，民众不仅焚烧了衙署、教堂，还焚烧了不少学堂，这反映了民风保守的湖南对新政的不满。
其主要原因则是近年来为了解决教育经费的巨量开支，地方百姓的负担大为加重，新政引起通货膨胀，使米价激剧升腾，但是穷人子弟并未在新学堂里得到任何好处。
在满清朝廷和湖南百姓的双重打压下，湖南士绅的势力在这一段时间被消弱的非常厉害，由此导致了绅权特重的湖南在以后的辛亥举事时，期举事的主力却是会党与新军，谘议局在其间的作用甚至远远比不上武汉与成都，而光复后选出的都督、副都督也与士绅界毫无关联。
当然，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绅权的力量也并未消失，在清亡之后，随着以谭延闿为首的湖南士绅们的反扑，湖南都督焦达峰和副都督陈作新成了权利交替的牺牲者。
此时不仅满清朝廷对士绅这个阶层没有任何的好感，就连徐卫也是对他们深恶痛绝，处于对前世长沙抢粮风潮结局的认识，他知道不久之